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麦均洪在致辞中表示，围绕“海洋强国”战略的实践与探索，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既是重要学术议题，也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使命。作为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华南理工大学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深耕国际问题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以国家高端智库公共政策研究院为引领，在海洋地缘政治、海上通道安全、海洋治理合作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研究特色。

他指出，华南理工大学正立足百年工科积淀，主动对接海洋强国战略，推动理工文深度交叉融合，在全国率先设立“智能海洋装备”本科专业，并积极推动大数据、智能计算与海洋安全、国际传播研究结合，为服务国家战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华工力量”。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本次研讨会以海洋问题为切入点，回应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郑永年教授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往往都是问题导向的产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当前面临的真实问题。只有沿着这些真问题实事求是地展开研究，才能既在政策层面形成有效成果，也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上取得真正有意义的进展。

他表示，从建设海洋强国、走向海洋文明，到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已经形成了明确目标和价值取向，但目标与手段之间仍存在现实鸿沟。当前，中国在周边海洋空间塑造、海上航道安全、海底电缆安全、深海资源开发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需要进一步丰富应对手段和政策工具。关键在于处理好硬实力与软实力、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间的关系。

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以“从我国海洋立法和维权实践视角看海洋强国战略的历史演进路径”为题发表演讲，从海洋立法、海上维权实践以及海洋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分享前沿洞察。

吴士存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问题导向和修订完善三个阶段。在海上维权实践方面，中国既坚定回应外部侵权行为，有效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也善于抓住“窗口期”，巩固并向国际社会展示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水域的有效管辖。同时，中国也通过北部湾划界谈判等双边途径，促进解决海上争端；并以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发起区域海洋合作与治理倡议等方式，持续参与南海地区秩序构建。

围绕海洋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他建议，应在海洋立法、涉海话语体系构建和基础研究方面持续用力，制定并出台中国的海洋基本法，适时修订相关涉海法律。他还提出，应从历史、国际法、国际关系等多学科融合视角出发，构建有利于地区治理合作、淡化分歧的“南海新叙事”。

张海文：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张海文以“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及其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讲。

张海文指出，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正进入规则密集落地周期，新规则数量明显增多，降碳、减排以及气候治理与海洋治理协同，正在成为影响海洋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围绕全球海洋治理新进展，张海文重点介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协定》）、国际海底管理局深海采矿规则、远洋渔业治理以及蓝色金融等领域的新变化。她进一步指出，国际海洋治理规则的加速完善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环保标准提升和公海治理规则收紧，可能增加出口和产业转型成本；另一方面，新规则也将倒逼传统海洋产业升级，推动船舶航运、港口基础设施、深海生物医药、蓝碳经济等新兴领域发展。

金永明：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演进、成效与任务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永明以“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演进、成效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

围绕十余年来海洋强国建设取得的成效，金永明从多个方面作了梳理。他指出，十余年来，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在海洋公共产品供给、涉海组织机构改革、海洋权益维护、海洋治理理念创新以及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其中，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治理观，是中国在海洋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同时，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仍面临不少挑战。从外部看，需要处理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涉海关系，以及东海、南海、台海等方向的复杂问题；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看，航行自由、毗连区安全事项管辖、南海断续线性质与地位、历史性权利等问题，既是国际社会的疑难问题，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践中的理论难点。围绕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他建议应进一步强化国内海洋管理制度，推进相关法律制定，明确中国管辖海域范围，完善海上执法依据，并通过国内法完善和海域划界工作推动相关问题解决。

胡波：21世纪海洋强国的变与不变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以“21世纪海洋强国的变与不变”为题发表演讲。

胡波表示，全球海洋政治主要受地理、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地理空间的含义正在变化，海洋空间已经扩展到水面、水下、空中、太空和电子频谱等多个维度，技术发展正在重塑海洋战略的空间形态。同时，在军事技术方面，胡波认为，二战以后技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不利于权力集中和军事进攻。在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方面，二战以后民族国家体系全面扩展，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显著强化，海洋自由和海洋法制度也不断发展。这些变化限制了传统海洋强国的行动空间。

他提出了四点判断：第一，海洋地缘政治正在全面回归，大国竞争、海洋争议和全球海洋治理正共同推动海洋政治的重要性上升；第二，未来海上格局将更加多极化；第三，国际海洋政治主题将日益丰富；第四，中美海上竞争将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胡波重点谈到，中美海上竞争具有地理条件、技术条件、制度环境和文明特质等多方面特殊性。当前双方强调关系稳定，既是现实选择，也具有历史必然性。

牛军凯：和平之海：南海区域的海神与海洋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牛军凯以“和平之海：南海区域的海神与海洋文化交流”为题发表演讲。

牛军凯指出，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并不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或始终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形态。因此，构建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应从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以及区域文化交流经验中寻找理论资源。他认为，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关系中的重要地区，也是当前中国周边关系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区域。

围绕南海地区的历史经验，牛军凯指出，南海区域数千年来更多呈现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历史主流，而非战争和领土冲突。他进一步指出，环南海地区的海神信仰具有明显的跨境传播和相互转化特征。他从中国、越南、马来与占婆等区域的海神信仰切入，梳理了不同地区的海神信仰长期交织、传播和转化。长期看来，南海地区不是争端之海，而是文化交流之海、和平之海。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边界与海洋研究》期刊副主编匡增军以“中国极地战略的创新实践与自主探索——兼论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题发表演讲。

匡增军指出，极地是大国竞争、资源争夺、安全博弈和国际治理的重要新领域，也是极地治理、海洋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试验田。然而，当前国内外极地研究仍较多受到西方视角影响，对中国极地战略存在误解误判，中国学界也需要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围绕中国北极战略的创新实践，匡增军提出了五点观察：第一，中国正从治理参与走向议程设置；第二，中国正从“地理性劣势”转向“功能性存在”；第三，中国可以为“冰上丝绸之路”增加南南合作叙事；第四，应强化北极科考站作为认知基础设施的功能；第五，应以过程合法性回应外界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资质质疑。

他指出，极地研究应深挖中国实践，推动标识性概念生成、原创性理论提炼和本土性范式创造，为中国维护极地权益、海洋权益等重大利益提供支撑。他强调，中国极地实践与研究的自主探索，应推动极地治理及其研究从西方单一主导走向多元共治，并实现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创制的跃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区域国别学院副院长韩永辉以“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中国海洋战略的支点功能与制度创新路径”为题发表演讲。

韩永辉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南部海洋经济圈发展水平，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广东“十五五”规划也强调，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引领，做大做强做优现代海洋产业，创建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这表明，中央和广东都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也对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中国海洋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港口航运枢纽建设、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和海洋领域制度创新方面已形成一定基础，也积累了一批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但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中国海洋战略仍存在若干机制性障碍：一是海洋产业协同不足，区域分工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海洋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跨境流动仍存在障碍，高端海洋人才、科研物资、数据等要素流动便利化水平仍需提升；三是“一国、两制、三法域”下海运法律、海事司法等制度差异，仍会带来一定制度性成本和风险。

韩永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发挥服务中国海洋战略的支点功能，通过推动产业集聚、强化链上协同，破除海洋要素跨境流动壁垒，把“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核心支撑和示范效应。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许少民以“AUKUS的发展及对华海洋安全影响研判”为题发表演讲。

许少民指出，AUKUS是2021年9月由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共同宣布成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包括两大支柱：一是英美协助澳大利亚获取常规武装核潜艇，二是开展尖端军事技术联合研发和应用。如今，AUKUS第一支柱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尽管英美核潜艇工业基础短板、澳大利亚国内民意变化以及澳国防采购项目的延期和超支，均可能影响AUKUS推进，但他判断，AUKUS已经“大到不能再倒”，美英澳三国围绕该项目已形成高度政治承诺和两党共识。

谈及AUKUS对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影响，许少民认为，其短期影响总体可控，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的战略目标，是希望具备从澳大利亚西部基地进入南海、配合美国和日本军事行动的能力。他还警示，中国应重点关注AUKUS可能与日本、韩国等国的军工合作相结合，并服务于美国在台海、南海、东海、黄海方向“四海联动”的可能战略走向，呈现出某种“海上小北约”的雏形。对于中国而言，需要从核潜艇能力、国防供应链整合、盟伴体系扩展和第一岛链海上竞争等多个维度持续跟踪和评估其战略后果。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郭海以“新时期中国海向腹地的运筹与拓展”为题发表演讲。

郭海指出，“海向腹地”这一概念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紧密相关。当前，中国已具备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的重要物理条件，包括船舶数量、海岸线长度、海洋经济规模等，但仍需形成更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发展思路。他认为，当代中国可以通过港口建设、国际贸易、航运网络、产业园区和保税区等合法合规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发展空间。

围绕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港口投资、建设和运营的情况，他总结了四个特点：一是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二是开发主体以央企、国企为主，民营企业参与相对较少；三是合作模式以施工总承包为主，中国企业更多承担建设方角色；四是港产城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开始萌芽，部分项目正从港口建设向交通、陆海通道、产业配套和城市发展联动延伸。

他进一步指出，海外港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是中国与伙伴国在技术标准、管理经验、法律框架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更多互联互通与共建共享的重要手段。他提出了几方面建议：一是将海外港口合作作为国家海洋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关注；二是鼓励中国企业从EPC（工程总承包）向BOT（建设-经营-转让）等更注重长期运营的模式探索；三是引导企业更多考虑以股权投资而非单纯贷款方式参与海外港口项目；四是支持民营资本在条件成熟时适当参与相关合作；五是在国家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港口建设和运营提供更清晰的规范与权益保障框架。

会议还设置了交流提问环节。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IIA）等机构的青年学者和研究人员，围绕海洋强国建设、远海利益拓展、军事技术变化、海洋法建设、AUKUS战略基础以及极地形势变化等议题与参会专家展开交流。

与会嘉宾还就中美海上关系与航行自由、中国的极地战略、南海问题、中国海洋强国如何建设等海洋和国际关系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与会嘉宾大合影

与会代表认为，在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立足海洋强国战略探寻向海图强发展路径，依托这一现实需求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亟须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与会代表指出，推动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根植我国海洋历史文脉，也要立足现实发展实践。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应充分发挥开放传统与区位优势，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中国智慧的广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