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中文名：《包容性的数字未来：发展中的广东数字经济》
作 者蒋余浩，张心旖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28-6036-7
开 本：16 开
装 帧：平装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以调研报告、新闻稿、评论文章为多维载体，系统呈现省市政策、企业转型与各地市战略结合的案例，并分享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思考。本书立足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剖析数字经济涉及的技术、产业、治理等多层面变革，既为读者直观了解广东实践提供参考，也为政企决策、学术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助力把握数字经济发展逻辑，共筑包容性数字未来。
【作者简介】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主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从事政治学理论、科技创新体系比较分析、数字经济政策等研究。发表中英文著作多部：《认识中国与制度进步：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治理》（2024）、Transformation of Platform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Routes（2023）、《批判法理与多元现代性》（2022）、《协商民主与有序参与》（2009）、《现代城市精神与法治》（2007）等。
张心旖，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副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理学硕士，曾任市、区级住房政策法规起草组成员。从事数字经济治理、科技治理与产业政策、社会治理与住房政策等研究。论文《开放治理与创新方向规制：推进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机制研究》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4期。在国家高端智库平台“IPP评论”发表多篇具有前瞻性的专栏文章，如《数据流动障碍，怎么破？｜数据开放治理专栏原创》等。
【本书目录】
第一部分 广东数字经济发展调研报告
一、中国数字经济战略与广东新实践
二、数字产业化支撑创新驱动
三、产业数字化提升发展效能
四、高规格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五、全面探索数据价值化路径
六、夯实数字化发展创新底座
七、推进数字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
第二部分 广东数字经济发展调研报道
一、数字化赋能制造业“当家”，广东高质量发展调研深入一线把脉数字经济
二、探寻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之道——广东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深入佛山东
三、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引擎、产业强市标杆——广东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深入汕头
四、广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走访湛江，关注海洋渔业数字化、工业生产智能化
五、惠州数字经济展现高质量发展硬实力：政策聚合发力，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六、数实融合、“双轮”驱动，数字经济引领广东高质量发展｜粤向高质量
第三部分 数字经济发展思考：技术、政策与案例
一、初谈“包容性数字未来”
二、包容性技术路线：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奠基
三、可负担的数字化：探索与策略
四、探索数字经济下的“变革性”职业教育理念
五、破除“唯规模论”：推动广东省工业母机高质量发展
六、创新战略需克服“赶超式科研思维”
七、穗港协同探索全链条创新发展新路径
八、“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增长”理念与时代需求
九、“由点到线、聚线成面、面动成体”推进制药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十、数字技术与企业发展需求的双向互动革新
【本书前言】
本书缘起于2023年上半年在广东省内展开的一项数字经济发展的调研。2023年3月至4月，在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委托和安排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及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等组成调研团队，进行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探寻省级政府以及各地市政府、各行业发展数字经济中的亮点、机制和问题。本书即以这次调研形成的观察和思考为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收入我们关于广东数字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突出从省到各地市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聚合力以及在市场和社会层面收获的实效，并展现了多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实施的努力；
第二部分收入在我们调研期间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刊发的几篇新闻稿，这些稿件展示了各地市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及推动数字经济战略与当地发展战略相结合的丰富内容，能够为读者了解目前广东各地发展实践提供很大的帮助；
第三部分收入我们调研团队及其他几位同事撰写的评论文章，展现的是我们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的初步思考。数字经济战略以迅猛发展着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同时涉及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发展政策、运作机制等诸多层面的变革，值得我们持续投入观察。
由于有珠三角地区深厚的制造业产业以及其他区域的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广东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为新技术开放出应用场景，与此同时形成了因地制宜推行数字化转型的方略，创造出了数字化发展各个领域的成绩和亮点。
例如，数字产业化领域发展迅速，结构不断优化，为创新驱动战略形成一定支撑；产业数字化领域推动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已为一些实体经济赋能提质；数字政府建设兼顾“全省一盘棋”和“因地制宜”原则，整体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率先启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创新制度，探索出一些较具特点的数据价值化路径；形成长效机制，致力于可持续性地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发展。
根据调研，一方面，数字经济已经在广东各地市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深度融合，这使得数字技术发挥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的效能，成为激发各地市治理变革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要素。各地市充分借助数字技术推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扩大本地优势产业规模和效益，做强做大特色产业，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整体增效提质，致力于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通过省层面的有意帮扶、协调推进，缩小区域之间在基础能力和建设资源上存在的重大差异，为进一步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各地市基于自身条件开拓的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也极大的丰富了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正是由于广东全省各地这种极为活跃而多样的发展态势，吸引大量海外（含港澳）人才、外资的涌入，在这片热土上创新创业。2023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外需疲软的情况下，广东省一季度进出口实现1.84万亿元，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同比增长6.2%，实际利用外资529.8亿元，同比增长27.4%。省政府和各地市政府也为支持海外（含港澳）人才出台了大量创业优惠政策和人才优惠政策，较受关注的如广州南沙2023年5月发布《广州南沙国际化人才特区集聚人才九条措施》，实施尖端人才领航行动等九大行动。
数字经济战略在广东和整个中国的推行，具有世界意义。当前世界处于剧烈动荡期，那种引发全球发展不均衡、不平等状况日益恶化的旧全球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在现阶段，中国迫切需要探索一条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一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依托，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
二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抓住发展自主权，为引领创造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发展新模式，提供可靠保障。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已向各国展现出了足以改变全球秩序结构的巨大能量。广东和整个中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对内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活力、切实推进区域协同均衡发展，对外展现大国经济韧性、为世界各国创造互利共赢新机遇两个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初步显露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生长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在全球剧烈动荡时期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
我们的调研并不仅限于上述经验性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这轮调研还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决策模式的理解以及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发展前景的思考。
就中国决策模式而言，众所周知，因为西方“政体”思维的长久影响，国际学术研究对中国的认识仍走不出“威权体制”（Authority）的范畴，但这个概念解释不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种种剧烈变化，因此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学者将各级、各部门官僚系统作为决策者和执行者引入分析，提出“碎片化威权体制”（Fragmented Structure of Authority）这个卓有影响的概念，多年来成为西方的中国决策模式研究的主导性概念。
之后的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决策系统的“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认识，指出了在其整个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施一系列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灵活性举措，譬如建立经济特区试验田、变通适用法律法规等硬性约束、激励地方政府间发展竞争、以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再分配能力调配资源。
韩博天和裴宜理甚至认为这种决策风格是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时期的游击队作战经验的提炼和发扬。韩博天进一步提出“试验性政策与长期目标相结合”的理论范式，更细致的刻画中国实施适应性治理的运作机制：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一个不预设结果、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受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周期性互动和不断反馈的机制所驱动。至此，西方的中国研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体”思维的限制，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决策并非历史传统、政治体制或制度框架等大构架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
但是，韩博天等的认识有将中国经验狭隘化的倾向。实际上，查尔斯·赛博（Charles F. Sabel）等学者基于美国和欧盟经验，总结出“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ism Governance）理论模型，强调的是，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无论决策者还是一线工作者都不清楚具体应对方案该如何设计，因此在决策层制定的大框架下给予一线工作者基于自身条件探索暂时性实施方案的空间，并通过相互学习和集中考评的机制，对不同探索经验进行评估或改进。
这种治理经验尤其能调动上下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应对不确定性难题。就决策过程的反复试错、持续学习和不断反馈等特征，来自中国经验的“适应性治理”或“试验性政策”与来自美国和欧盟经验的“实验主义治理”并无显著差异。
所不同的是，由于美国和欧盟决策体系允许大量游说集团的存在和利益博弈的公开化，使得其决策过程中的利益交涉、试验性推进可以在明确规则或至少是“法律的阴影”下进行，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体制和决策层级化架构，限制了公开的政策游说和利益集团交涉的可能性，因此其决策的“试验性”更多体现为一种“非常规”的运作：各级政策主体针对高度复杂问题往往采取一种“做而不说”的微妙态度，对于某些局部探索乐见其成（甚至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支持态度），而对于某些下层政府的尝试则或者放任自流、静观其变，或者严加管束、限制试验。中国的政策试验性的弹性更大，而运作机制更难以提炼。
在此意义上，我们把当前中国各级政府推进数字经济战略的努力，称为一种“事实版的实验主义治理”（DE FACTO Experimentalism Governance）。这个概念强调了，我国自中央层面到各级地方政府大力推进数字经济战略，是在“事实上”“无意中”采取了实验主义治理的机制：
（1）由于数字技术本身处于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无论中央和地方决策部门或是基层单位和企业，都并不清楚何种技术以及如何能有效应用到具体的治理、服务或者生产场景中；
（2）在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大政策框架下，各地政府以及各个企业基于自身条件采取了积极探索。例如，制造业发达的佛山和东莞，形成“IT人才与业务人员、一线工人联合推进数字化”的后福特主义工作机制等等多种经验；拥有国际海缆站和通信业务出入口等优势条件的汕头经济特区，形成谋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布局的规划实践。
如果要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更充分的激发上下不同主体积极性、共同探索不确定性问题的应对之道的优势，或许我们需要在不同地方和企业形成的丰富探索中，增强促进相互学习和集中考评的机制，使得较为有效的经验得到推广、较为无效的摸索及时实施调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本次的调研活动也具备了一定的“从外围观察者到参与推动者”身份转变的意义。
就理论认识而言，我们通过这轮调研获得了对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发展状况的反思。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但在实践中，当前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还处在发展阶段，而数字技术的路线单一、数字化转型方案的多样性和针对性不足，是制约实体经济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得重大效能提升的主要障碍。本书第三部分收入的各篇文章，是我们对于数字经济建设、发展过程的片段思考，旨在为进一步的探索做出思想认识上的准备。
如同罗伯特·J. 戈登（Robert J. Gordon）所批评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激发的各项技术发明，还不足以产生类似蒸汽机、内燃机和电气机等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技术产品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大变革。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相应提高的事实，已经引起美国经济学界长达三十余年的反复争议。
要理解这一状况，需要同时摒除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倾向：在前者看来，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能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而对于后者，任何技术发展都会引起社会震动，“必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社会创伤；然而，这种“必然”的看法正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维表现，就是把现有技术条件看作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现状”，无力去打开技术发展这个“黑匣子”来观察影响技术发展方向的各种力量，从而思考是否有可能创造出更有利于整个经济社会包容性、可持续性增长的新的技术路线，改变原有技术路线所制造出的资源高度集中和赢家通吃的现状。
事实上，相对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出的那些作为大工业发展基础的技术发明，信息通信技术的倡导者承诺了大众更便捷、更普惠地利用新技术的理念，罗伯托·M. 昂格尔（Roberto M. Unger）分析这种先锋主义性质的理念为什么没有真正普遍实现时指出，信息通信技术的现有发展路线过于受精英（技术精英、管理精英、金融和商业精英）主导，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提升诸多传统产业的效益为目标。
这也为研究“创新”的学术文献经常提到的“技术扩散之谜”——为什么许多增强效益的技术仅局限在少数前沿产业领域和前沿企业？——提供了一个政治理论的回答：信息通信技术等新兴技术排除了许多领域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实际积累的知识经验，因此难以融入这些领域，难以为这些领域的企业创新变革带来直接帮助。
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近年反复倡议“人工智能的正确类型”，即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不能以“机器取代人”的自动化技术为主流，而应当通过技术路线调整，成为提升劳动能力的辅助性工具。
我们初步探索的“包容性数字未来”的理念，就是建立在对于“不同技术路线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后果”的思考之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所探索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我们的公共政策所引导的技术路线和制度环境必需充分考虑人群的多样性和发展路径的复杂性，需要以多个层面的制度创新来激励多领域的多重技术路线平行探索，既为满足不同技能人群的发展需求创建包容性条件，又为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发展构造包容性环境。
在我们看来，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在技术上逐步实现“包容性数字未来”所希望的效果，如AI大模型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可供一定的灵活应用的技术前景。
但是，“包容性数字未来”的创造，不能倚赖于技术领域的现有发展模式，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加入“民主审议”的机制，使技术进步服从于民主化的政治哲学要求，通过民主化手段强化对于技术路线的公共选择，以此改变少数精英赢家通吃的现状。
我们从中国政府要求根据传统行业和企业自身需求制定数字化转型方案，以及从世界各个主要国家相继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努力，从欧洲知识分子倡议建立公共基金来资助包容性技术的研发，能看出维护数字未来包容性发展可能性的希望。但无论怎么说，在思想理念上认识到技术决定论的危害，以及探索多重技术路线平行发展的可能性，是在当前这个数字技术迅猛革新、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