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作者：郑永年 （著） | 郭海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
出版日期：04/2022
国际书号：9789620774874
页数：216
定价：HK$118
梳理中国外交发展史 探索世界秩序重构下的外交政策方向
中国外交是中国与世界秩序互动的历史过程。因此，要把握中国外交的方向，并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议，必须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秩序中，然后客观描述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其他国家与它产生互动的方式。
中国如何在参与世界秩序的同时，避免与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作者希望透过本书，让读者探索、分析并理性地思考出答案。
本书着重分析世界秩序的历史与转变，借由中国在前现代时期至今在外交上的变化，重点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着自身条件和世界发展进程之下外交方针的走向。
以历史角度探讨世界秩序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特别提出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方针，可从中了解中国各个时期在世界舞台上如何适应及融入，甚至主导世界秩序这一转变。
本书给读者带来一个兼具学理性、批判性和对当下政治现实有所观照的视角。
【关于作者】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亚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先后出版专著十余部，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和《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郭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政策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本书目录】
第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第一章 世界体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家实力的物质基础
第二章 国际社会、国际道义与国家软实力
第二部分：中国与世界秩序
第三章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外交：天下秩序与朝贡体系
第四章 清末外交：天下秩序的衰亡（1840—1911年）
第五章 民国外交：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起点（1912—1949年）
第六章 共和国外交：从革命外交到国际社会（1950年至今）
第三部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1978—2020
第七章 邓小平外交：告别革命，「韬光养晦」
第八章 江泽民外交：深化改革，加入世贸
第九章 胡锦涛外交：从「和谐世界」到「有所作为」
第十章 习近平外交：从「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
第十一章：中国外交的进路
后记：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
【序言】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世界秩序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产物。两者如何兼容？或者说，中国如何持续参与世界秩序的维护和塑造时，减少与其主导者，即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高层和国际关系学者在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课题。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恰恰是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秩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问题。
关于这一话题的思考，最早涌现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01年加入世贸，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全面对接。此后，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西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开始对「中国崛起」产生学术兴趣，甚至是政治警惕。中国很快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中被上诉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解决自身的领土完整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上，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领导者美国始终龃龉不断。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系统性经济危机；但与此同时，中国以相对稳健的姿态渡过了这场危机。此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有识者都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历史并没有终结。世界秩序很可能将围绕中国与美国，进入新一轮的权力转移阶段。中国很难取代美国的地位，但世界秩序发生形变的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提出了「亚太再平衡」。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平衡中国，而是说，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治理方式进行博弈与交锋。
毛泽东时期，中国要解决的是「不挨打」，即生存问题；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中国要解决的是「不挨饿」，即发展问题；在胡锦涛和如今的习近平时期，中国面临的是「不挨骂」，即如何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中国之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分量从未如此重大。或者说，中国如今在外交上面临最重大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与美国保持理性竞争的同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世界秩序，以确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被打断？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国际关系学庸俗化的时代。在中国当前的思想市场里，有关中国外交方向的争论主要被两种声音占据：论证派和庸俗现实主义派。论证派可以被概括成一种「中国必胜主义」，其基本观点是，中国必然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胜出，原因不外乎是中国有天然的文明优势、经济优势，以及（或者）体制优势；相反，西方文明有天然的劣势，必然导致其走向衰败。这一类「研究」基本不顾事实和逻辑：它们总是预先设定了中国必胜的结果，再寻找证据，由此推出中国「战胜」美国的必然性。庸俗现实主义派的论说也非常广为流传。他们把国际关系中占有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几乎生搬硬套地用在如今中国外交面临的种种危机上，并推导出「中美必然冲突」这一结论。庸俗现实主义派的庸俗之处在于，他们既不建构理论前提（如国际系统的无政府性），也不对「中国外交关系如何发展至今」的问题作实证分析，更没有提出思考和把握中国外交的总体框架。这种思考方法是危险的。它用一个看似有效的学术概念掩盖了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庸俗现实主义的影响下，许多人不再基于事实去判断、分析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的研判变成了对「阴谋论」的揣测，而且揣测得越危言耸听，越多人赞同。
论证派和庸俗现实主义派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是「中国中心主义」，都很善于操纵公众的情绪：论证派满足了非理性民主主义者的民族自豪感，而庸俗现实主义派则操弄了人类对未知和外部威胁的恐惧感。随着外交议题在社交媒体上变得越来越大众化、娱乐化、庸俗化，中国外交逐渐成为了一个人人都在热议、但少有人理性思考的话题。
本书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个兼具学理性、批判性和对当下政治现实有所观照的视角。本书希望表达的中心理念是：中国外交是中国与世界秩序互动的历史过程。因此，如果要把握中国外交的方向，并提出分析和政策建议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秩序中，然后去客观地描述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其他国家与它产生互动的方式。这么做有助于规避了从中国看世界秩序的智识错误，即「中国中心主义」。事实上，「中国中心主义」不仅是知识界、舆论界常犯的智识错误，也导致中国在过去无法与世界秩序接轨、发展一度停滞。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秩序接轨。历史上，中国在过去曾两次错过跨越式的发展机遇。首先，在明朝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却以天朝自居，主动闭关锁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期是全球分工体系初步形成的阶段，所有参与了这一进程的欧洲国家都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其次，在革命时期，中国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再次闭关锁国，错过了电器时代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世界进入「超级全球化」，国际分工出现了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的转移，中国恰好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才获得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和民生成就。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自身努力，但更是参与世界秩序的结果。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已不再如邓小平时期那样和谐。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了「波兰尼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对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组织造成了严重腐蚀。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即将迎来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和5G等科技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各国都在为下一个发展风口作竞争准备，而矛头纷纷指向中国。科技是决定国家发展高度的关键要素，但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之间的科技「冷战」恐怕已经打响。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等国家开始对中国展开了科技竞争乃至封锁，2021年上任的拜登更把对华科技竞争上升为美国国策。日本、欧盟也开始就价值链安全和科技安全议题对华警惕。这一趋势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历史考验。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中国都很难脱离世界谈封闭式的自主创新。
世界秩序也在逐渐失稳。当今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其基本特征是以民主和自由为价值观底色，构建民主国家范围内的集体安全，注重以多边对话机制解决国际冲突，以及鼓励全球自由贸易。这一秩序也被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界看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围绕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建立了一系列包括联合国、北约、世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美国领导建立的体系之中，成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攸关者。
然而，美国现在却越来越有放弃领导世界秩序、退回孤立主义的倾向。美国在特朗普主政期间，曾把中国和俄罗斯标签为「修正主义国家」，即挑战世界秩序的国家。但令人费解的是，对当前世界秩序不满的不是中国，而恰恰是美国。美国一直对世界贸易组织不满，希望「另起炉灶」，建立另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性贸易组织。绕开联合国对外发动战争，对美国而言已是惯常做法。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谴责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讽刺的是，美国自己并不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一直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国家，承担了维护世界秩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但对美国来说，维护世界秩序的成本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低。相反，中国在维护世界秩序方面做得越来越多。中国一直以来都强调联合国的合法性，强调在疫情问题上尊重世卫组织的科学权威，同时也通过「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维护世界秩序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高度重合的。中国也因此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这种状况引发了一个悖论：一方面，领导世界秩序的守成国希望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崛起国却希望保持现状。这种状况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基辛格曾说，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国际系统，既允许中国永久参与，又不被中国主导？同理，中国在外交上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中国如何在参与世界秩序的同时，避免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回答这一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本书也无意对此下定论。我们希望做的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文章的同时，探索、分析并理性地思考出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