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4年2月9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文章，分析了南海危机的动向以及美国的对策。文章的主要观点包括：南海危机风险上升，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尤其突出。短期内，军事对抗可能性较小，但美国必须采取长期思维，建立更广泛的对华战略。
美国不能一味夸大“中国威胁”，而应作出努力，达成维持某种共同现状的协议。美国需要调整外交措施，并推动南海地区规则框架的形成。
来源：Foreign affairs网站
中国增加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施压，美国关注台湾地区的冲突危险是正确的。但南海也同样存在危机、对抗甚至战争的风险。中国正在积极寻求整个海域的主权主张，每年通过该海域的贸易流量超过3万亿美元。
过去十年，北京在一系列填海岛屿上建立了军事基地，并与其他声索国争议不断。最近，中方拦截美国及其盟国的船只和飞机，增加了危机的风险。
在仁爱礁（Second Thomas Shoal）长期对峙中，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尤其严重。
多年来，菲律宾一直通过一个临时搭建的前哨基地——菲律宾海军25年前搁浅的一艘老化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号——维持对其水下珊瑚礁的声索。去年，中国船只使用水炮、激光和撞击来威胁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由于“马德雷山脉”号现在面临崩溃的危险，菲律宾将很快需要重建该前哨基地，但北京方面表示不会接受这一步骤。与此同时，一月份，菲律宾宣布计划加强其控制下的多达九个有争议海域的防御。
这些变化使得南海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而美国一再承诺遵守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北京直接攻击菲律宾船只，华盛顿将只能被迫回应。
更为复杂的是，未来任何南海危机都可能凸显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个明显弱点：它没有明确制定出成功的目标。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并不是试图对中国制度进行冷战式的转型。美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华盛顿一直无法定义“成功”的目标，以及如何设计制度来实现成功。这些缺点在新危机中会凸显出来，因为华盛顿的反应方式将很难对明确的长期目标产生推进作用。
短期内，军事对抗似乎不太可能，部分原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在努力重振中国停滞的经济并巩固国内政治控制，同时表现出缓解与美国紧张关系的愿望。
但南海日益频繁的海上事件和挑衅几乎注定导向危机。危机一旦发生，将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拐点。
这样的事件将让人明白，仅仅反对中国的力量和野心——无论是通过对北京的能力和影响力设置障碍还是加强威慑——并不能保证未来十年可持续的战略关系。
在更广泛的对华战略中，美国必须积极竞争，但也必须为与北京建立稳定的关系打好基础，这种关系可以在某个时间点转变为相互尊重的共存形式。这是美中竞争除了战争之外唯一可靠的中期结果。
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将“阻挠战略”与“大胆的多边策略”相结合，以规范与中国的争端问题。南海危机将提供一个危险但不容错过的机会，推动局势朝这一方向发展。
“中国主宰世界”的意图很容易被夸大。
不断扩大的海上能力、民族主义和“一党制国家”根深蒂固的利益相结合，在北京产生了一种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看起来常常像是在追求霸权，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行动力，跟其他任何正式追求全球卓越的计划一样。
不过，现在很难否认北京寻求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希望对其他国家最重要的军事和地缘政治行动行使否决权。这一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在南海迫使其他声索国让路的努力。
北京在这场变局中的风险承受能力似乎正在增强。近年来，强制行动的加速不仅针对菲律宾，还有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中国大幅加强了在美国及其盟国船只和飞机附近的高风险行动：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仅在过去两年，中国船只和飞机就触发了近300起相关事件，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数。
自2023年中期以来，中国不断干预试图向“马德雷山脉”号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因此，南海争端成为对崛起中的“威权大国”将其意志强加于较小邻国能力的测试。
因此，南海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判断，明确了华盛顿与反抗北京“霸凌”的国家站在一起的意愿。为了表明这一承诺，美国已经强化了其在该地区的地位。2019年以来，它反复强调美菲联防条约涵盖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攻击。它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举行了联合巡逻和演习。12月，美方首次在仁爱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华盛顿还宣布向菲律宾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和军售，用于海上安全和防务。
但人们仍然认为，中国正在慢慢获得对海洋的控制，而新的危机将对美国的承诺构成严峻考验。
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理由暂时收敛强硬态度：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危机、股市下跌、消费者信心下降，以及暗示着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的，不断升级的反腐败行动。北京方面可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它变得过于强硬，而且它可能不想在选举年刺激美国。
因此，中国会暂时抑制其强势态度。但南海争端的结构性现实——仁爱礁的摩擦、美国坚持空中和海上过境、围绕捕鱼权和能源勘探的反复冲突——似乎注定会进一步恶化。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必须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做出反应。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压力已成为衡量美国决心的一个重要方式。华盛顿打持久战的空间正在缩小。
新的南海危机可能有多种形式。危机可能被中国将黄岩岛军事化的行动触发，或是“马德雷山脉”号的致命冲突，或是飞机之间的碰撞。当危机出现时，美国需要可供选择的各项应对预案，以形成更强有力的回应。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提出的美国对华战略公式——“投资、结盟和竞争”——并不包括旨在构建共存基础的明确支柱。
美国的做法似乎认为，遏制中国的野心足以带来稳定，而当紧张局势升级时，一系列双边对话（正如目前正在进行的那样）可以缓和关系。
但这是缓和重大竞争的一种临时且冒险的方式。如果没有更大的外交举措，人们很容易认为相互威慑足以将竞争限制为一系列礼貌的争端。华盛顿相信良好的判断力将缓解紧张局势，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无休无止的严重危机。
美国战略的这一缺失——愿意付出认真的努力和妥协，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找到可持续的议价——也是在竞争中取得长期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正如之前的情况，美国最终可能把对华竞争转向一种不那么偏执、敌对和不信任的关系。
竞争和威慑对于实现这一结果至关重要：必须说服中国领导人，霸权是行不通的。但历史表明，任何最终和解的途径都必须包括正式协议，以创造一个双方都感到安全的世界。
缓和大国竞争，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共同现状——双方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维护双方切身利益的秩序要素达成一致。
这种共同愿景的产生通常不是由于两国因相互竞争而疲惫不堪，而是需要双方有意识地努力制定缓和对抗的举措。尽管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了适度的接触，华盛顿今天的战略基本上没有认真尝试达成此类协议。
这种遗漏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中国领导人不愿意接受任何限制其雄心的稳定现状，这些努力就显得毫无意义。中国的实力仍处于上升期；与20世纪70年代疲惫不堪的苏联不同，中国并不认为有必要与其主要竞争对手缓和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
但美国需要测试中国在南海现状等关键问题上的开放程度。即使不能达成短期协议，追求具体协议也可以表明愿意接受尊重中国利益的持久解决方案，并向其他国家表明美国的战略并不全是竞争和对立。
南海重大危机造成的震惊和恐惧可能为推动该地区建立这样的框架提供重要机会。
即使美国在危机期间以强有力和可信的方式做出反应，它仍然可以呼吁就南海问题召开全方位的多边外交会议，包括领土和海洋主张、自然资源开采、渔业枯竭以及外部驻军问题。
华盛顿可以提出，这场危机证明地区争端正在导致暴力对抗，而现在是推动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了。
美国对此类外交举措的立场可以建立在多个基础之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16年海牙关于地区主权声索的裁决，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制定行为准则的动力，以通过明确的规则来管理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和东盟于7月同意在 2026 年之前朝着制定这一准则的方向做出新的努力。
美国可以强调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世界正走向一系列危险的对抗，唯一的选择是建立相当于共同现状的地区局势。
美国的这一倡议需要强有力的多边支持——不仅来自东南亚国家，还来自欧洲国家、印度、日本、韩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华盛顿也必须愿意做出自己的让步，例如提前通知军事过境，甚至限制美国主导的南海军事演习。
如果这样的外交举措产生切实成果，它将在美中关系之外产生回响效应。美国将在其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上迈出重要一步：领导世界建立一个更新的、更加多边的国际秩序，一个不那么以美国为中心，但仍然反映最关键的国际规范和结构的秩序。
*本文编译：朱雁翎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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