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法理与多元现代性：罗伯托·昂格尔法学思想研究初步》
蒋余浩 著
ISBN：9787509016411
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1月
★ 作者：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现代化不止当代西方一种途径，现代性亦不止一种模式。萨缪尔·N.艾森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等提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范式，强调存在着“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开启将非西方文明因素纳入有关现代性构成之思考的路径，丰富了有关现代性多元并存的认识。
在当前世界，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实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遭遇挫折，前苏联奉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其思想动力和政治吸引力；而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日趋保守，新自由主义在激发一轮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恶化的贫富不均及社会分裂。
总之，世界既隐含着重重深层矛盾，又呈现出愈加多元化、多极化的发展特征，昂格尔试图基于西方小资产阶级生产和发展实践而综合并超越经典社会理论家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等人的理论努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这种“彻底民主化”的理论努力有可能帮助我们丰富思考，致力于超出流俗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
布鲁门伯格区分现代性发展历史中的“可能的进步”与“必然的进步”的观念，指出前者是启蒙运动的遗产，关注的是人的解放的努力，而后者是历史哲学在基督教世界崩溃之后宣称其“重新占据”基督教位置的产物，将历史发展视为某种前者规律支配的结果。与布鲁门伯格一样，昂格尔致力于一种反宿命论的理论阐述和制度构设，他的批判法理需要放在这样的思想传统下观察，才能展现出更深刻的意义。
本书作为一项“初步研究”，着重关注昂格尔揭示西方现代法治原理多元可能性的理论思考。昂格尔以法律不确定性问题作为起点，揭示西方现代法治（自由主义法治）的内在紧张，从中开放出有利于社会主体充分发展的制度想象。
实际上，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法律社会学中，自由主义法治的这种内在紧张已经被他用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冲击加以解释了，但韦伯从职业法律家（尤其是普通法法律人）那里看到了足以维护西方形式主义法治体系不至于崩塌的力量。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指出的，昂格尔早期著作虽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在遵循韦伯的同时却没有着力解决韦伯指出的法律职业问题，是一个重大缺失。[2]
从《批判法学运动》开始，昂格尔转而采用被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ebel）在后来称为“不妥协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策略，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西方自由主义法治下的法律家群体。他强调在主流法律叙事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有关个人特质以及社会生活联合方式的实践与想象，这些非主流的实践和想象被排挤在法律家构想秩序的素材之外，成为社会秩序边缘地带的生活方式。
在昂格尔看来，这种把生活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争议导入法律分析的努力，将使法律制度呈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特征，这样的法律分析可以称为“制度想象”——它保持着既不将现有法律制度视为神圣不可触动，又不轻易贬损为可任意抛弃的实用主义立场。从“法律不确定性”到“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再到“作为制度想象的法律分析”，这条分析路线贯穿在昂格尔的批判法理论述中。
昂格尔的批判法理思想应当放在他整体思想构图中加以理解。现代的政治理论思想都是对“作为人造物的社会”（society as artifact）理念的推进，这也是昂格尔思考的根基所在。但昂格尔指出，在否定自然秩序的正当性之后，现代思想对于缺少一个可依靠的基础始终惴惴不安，这表现在为社会发展寻找某种决定性的规律或潜在力量（即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如流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将社会发展寄托于相对稳固的冲突协调机制（即实证社会科学，如当代西方大学系统中盛行的学术训练），两种理论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思考个性和社会发展如何既受生发性构架制约又经常突破且变革这种架构的任务。
昂格尔强调，个体具有安于既定束缚又期望摆脱这种束缚的双重冲动，谈论“人的解放”的制度方案，重要的是增强他们对于生发性构架的“否定能力”，相对化改变构架的行动（如革命）与常规行为（如日常活动）之间的差别，减弱构架的刚性，使得个体既能获取来自集体的安全和归属保障又能不屈从于集体的压抑。
昂格尔由此指出，将“作为人造物的社会”理念推到极致，就是认识到不存在“必然性”这种东西：任何社会政治的制度规范都是可变革并且一直处于变革之中的，而且进一步说，也不存在规约着这种变化的任何潜在规律。将昂格尔的这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应用于法律理论，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当代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认识，即作为制度想象的法律分析。
昂格尔认为，当代西方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根深蒂固的结构拜物教和制度拜物教就是自由主义理论在推进“作为人造物的社会”理念方面不彻底性的体现，表现在政治规划方案中就是对于“民主”既推崇又恐惧的立场。
昂格尔一再提醒，丰富的历史实践已经展现了突破这些思维障碍的范例，认为某些框架性因素不能被动摇，或者认为某些制度可以具备普遍适用——从而不可改变——的性质，是对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实践以及制度形态视而不见的结果。思想学术领域的保守主义态度，是西方近现代世界不得不反复依靠革命、灾异等重大变故才得以变革的原因。昂格尔的理论努力，正是希望探讨出一种既能留下革命的变革性动力，又可摒弃其过于暴虐的危害的道路。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我的两位老师的多年教诲：吴玉章教授为我阅读昂格尔和自由主义法理学著作提供了入门指引与悉心教导，崔之元教授的渊博学识为我不断拓进思考提供了启明星般的引领。与博士同学丁渠、罗军、王压非、邹双卫等，以及同门师兄弟张翔、成福蕊、王东宾、贾开、杨涛、董春晓等的交流和抵牾，是我读书生活中最愉悦的事情。
2017年11月底，昂格尔应邀访问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中央党校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学术报告，本人有幸聆听其教诲，收入本书作为附录的两篇文献，即是基于对他的访问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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