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小静想起了那一天同事们讨论双减的话题。有个同事转述小朋友放学回家后说的话，说双减政策表面看起来是减轻孩子负担、减轻家长压力，实际上是减去成绩差的孩子、减去懒惰的家长。为啥呢？因为那些成绩好的小朋友和对学习教育抓得很紧的家长并不会因为双减而停止补课，那些因为双减而“放松”的差生和“懒惰家长”，则会在这一轮学习竞争中被无情地“减去”。
家长的负担
现在，一道难题摆在老何的面前。
作为俊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的股长，老何发现“双减政策”既好落实，又难落实。说它好落实，是因为市面上可见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几乎都被打掉了，“眼不见，假装赢”。说它难落实，是因为那些看起来销声匿迹的培训机构大都转入地下，化整为零，跟监管部门玩起了游击战。
到底是继续跟转入地下的培训机构打游击，还是直接宣告双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老何心里没底。哎，还是让上面的领导来操这个心吧！
减负，这个谈了不知多少年的话题，向来争议不断。教育部门不断出台政策，试图减轻学生负担，推动素质教育。最典型的是三点半放学的政策，非常的简单粗暴。表面看起来是减少了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你说，有多少家长是在三点半下班能够去接小孩的？实在不能接，那就放到培训机构去吧。
减负减负，减出了多少培训机构啊！老何也是个家长，对此深有感触。俊县虽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各类培训机构也曾经琳琅满街。学生在学校待的时间是少了，在培训机构待的时间却多了，有钱的家长还要让小孩同时报几个培训班。这就是所谓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吧，学生校外培训负担重了，家长的钱包负担也重了。
这几年，被诟病更多的也许是家长的辅导负担，这届中年人理解的减负是“老师减负、家长增负”。不知怎么搞的，减负工作减着减着，老师批改作业的责任逐渐转移到家长头上，既要辅导功课，又要检查作业，稍有懈怠，还要在家长群里被老师点名批评。
多年以后，给娃辅导作业大概是这届中年人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吧。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总能回想起当年气急败坏、怒火攻心的灯下时光，有那么几次差点心脏病发作。
为了避免亲子关系彻底破裂，很多家长干脆放学后就让孩子到培训机构辅导作业，把这要命的作业做完再回家。
老何发现，就算家长没有把娃送到机构辅导作业，到了五年级，家长因为辅导作业而暴跳如雷的场景基本没有了。不是因为家长的情商提高了，也不是因为孩子的智商提高了，而是因为到了五年级之后，很多家长已经看不懂作业了，只能装模作样地指指点点，然后玩自己的手机去了。
老师的烦恼
大概是群众的呼声有点高，今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要求“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90分钟”，“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把禁止留作业作为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坚决防止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留作业”。
这些规定一一回应了当前学生作业管理的一些问题，大致来说是要完成两个目标。一是减少作业量，二是强化学校和教师的作业管理责任。那些困在作业里面的老爸老妈们，似乎闻到了春天来临的气息。
而很多校外培训机构，大概还没有嗅到其中的风险。直到三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两办联合印发《意见》，其地位不可谓不高，双减行动由此揭开帷幕。
在应对家长下班时间与小孩放学时间不匹配的问题上，《意见》提出，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这个政策对家长是蛮友好的，只是执行起来也有一些问题。作为执行双减政策的主要负责人，老何发现，虽然《意见》强调让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但是学校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往往只能一刀切，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参加课后服务。否则，有的学生参加，有的不参加，管理起来很不方便。于是，现在的基础教育学校每天都增加两个小时的托管，每个学生每个月交100元的费用，这些钱用作老师的托管补贴。
实际上，对于俊县的老师来说，每天增加的上班时间不止下午的两个小时。由于父母或年轻的爷爷奶奶往往都需要工作，或者在工厂里，或者在县城打点零工，他们大多早上7:30就把孩子送到学校，虽然规定的是8:30上课。没办法，家长普遍有这个需求，他把孩子送到学校来，你老师不接管能咋办？万一小孩出个啥事情，那就麻烦大了。老何无奈地摇了摇头。因此，老师早上最迟7:30就必须到学校候着。
问题是，老师们家里也有小孩需要上学，让他们提前一个小时上班，也影响了他们接送小孩。不少的老师都表达了不满的意见。双减之后，他们肩上的责任重了许多。
走向“地下”的机构
在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方面，《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同时，要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制定出台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材料管理办法。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进一步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及时掌握校外培训机构情况及信息，完善“黑白名单”制度。
各地在落实这一政策的时候，几乎都是非常严厉甚至过于严厉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几乎就是打击校外培训行业的专项行动。在俊县，对培训机构的限制政策是学科内的培训不准在节假日搞，不准在晚上八点半之后搞，这几乎就是断绝了培训机构的财路。为什么不准在晚上八点半之后培训呢？大概是因为《意见》提到，线上培训的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既然线上都不能晚于21点，线下培训更要提前结束了。
为了进行常态化的排查机制，俊县公安局的内保机构每个星期都会跟教育局联合行动，排查校外培训机构，但凡不符合要求的都要停业整顿或者直接取缔。大概是为了确保培训机构中孩子的安全，或者是更有利于监督部门开展检查，俊县的校外培训机构必须聘请在当地注册的保安公司的保安，而这样的保安公司就只有一家。
作为教育部门的基层干部，老何并不反对严格监管这些校外培训机构，毕竟有些机构确实存在违规问题甚至安全隐患。但是在严厉的双减政策规约下，老何发现问题变得更棘手了。因为政府的雷霆手段，打击的往往都是那些正儿八经挂牌的机构，那些地下机构本来就隐蔽，不容易被打击到。而正儿八经挂牌的机构被打击之后，纷纷转入地下，反而更不好管理，安全风险更大。以前，教育局还可以要求挂牌的机构提交培训内容以供备案，现在却只能跟它们打游击，又辛苦又低效。
为了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培训机构不仅转入地下，而且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将机构化整为零，大班变小班，小班变成一对一、一对二，直接“上门送教”。这让老何他们的常态化排查简直成了一场噩梦。
更高的代价？
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风险越大，收益越高，这在当前的地下培训行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老何发现，现在家长为了给小孩找到比较不错的培训老师，几乎要付出八九倍的代价。
这对于县城那些资产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压力实在是有点大。对于少数非常有钱的家庭来说，其实也无所谓，无非就是请几个私教罢了。而对于那些确实困难的家庭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给小孩上培训班。
就算在俊县这样一个小地方，真正有钱和真正没钱的家庭都不多，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如果把打工者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些普通人家，大多都会给小孩上上培训班，特别是在县城读书的小孩。那么，双减政策似乎没有减少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伤感的神情，爬上了老何黝黑的脸庞。他也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很能体会那些家长的心情。
在广州一家国企工作的小静，这次国庆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她发现，双减之后，老家县城的中小学也不能集体补课了，但是一对一的辅导开始兴起，价格也越来越贵。家长的经济压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需要付出比之前更多的补课费用。而且家长还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动用各种关系托人找一对一的补课老师。
小静还发现，AI课程（网络互动课程）在老家县城也开始流行起来，小朋友回家就用手机进行补课。本来以为只有大城市的家长才会想着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因而让小孩提早上各种班，没想到小县城的家长也有同样的焦虑感。小静着实感到有些吃惊。看着幼儿园小朋友拿着手机费劲巴拉地学习各种语数英等课程，小静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这看起来一点都不童年。
在广州一家高校工作的Y表示，一对一的老师，好的确实不容易找到，感觉一下子又回归十年前家庭上门补课的情景，区别就在于现在你敢请，老师也不一定敢上门。Y的同事C则担心双减的压力最终都积压到高年级，现在不给小孩补课，到时可能就要后悔；因此家长只能各显神通想办法，事实上只要你想找补课老师，一定是可以找到的。
被弹回来的政策
小静想起了那一天同事们讨论双减的话题。有个同事转述小朋友放学回家后说的话，说双减政策表面看起来是减轻孩子负担、减轻家长压力，实际上是减去成绩差的孩子、减去懒惰的家长。
为啥呢？因为那些成绩好的小朋友和对学习教育抓得很紧的家长并不会因为双减而停止补课，那些因为双减而“放松”的差生和“懒惰家长”，则会在这一轮学习竞争中被无情地“减去”。
《意见》的一个理想目标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实际情况是，原来“明目张胆”的培训机构纷纷转入地下，家长费尽心思寻找一对一老师，焦虑感不减反增，学生该补课的照样补课，甚至可能因此出现新的成绩分化。
双减政策的初衷自然是好的，只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培训市场的需求有多大。需求实在是太大了！老何盯着手中的香烟，袅袅的烟雾惆怅地蔓延开来。
为什么大家对校外培训的需求那么大？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学校、家庭、市场在教育中的合理角色是什么？它们如何分工合作？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教育政策该如何回应教育的本质问题？如何形成科学的教育政策？
这些问题一直困在老何的心里，准确答案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如果不认真思考和回答这几个问题，不仅仅是双减政策，所有教育政策都可能在落地那一刻被弹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