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是未来中国得以在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位置的重要举措之一。（图源：网络）
2020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内地与港澳需要相互促进，融合发展；需要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与港澳创新资源协同配合。深圳40年改革开放实践，配合2018年初中央部署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策略，充分显示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是未来中国得以在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中站稳位置的重要举措之一。
国际连锁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在2018年根据占地面积、常居人口、经济增长速度、港口输送量和机场通航量五大范畴推算，粤港澳大湾区有超越现有的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这三大湾区之势。粤港澳大湾区可令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升级，有助于创新科技发展，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更会推动贸易、科技产业及制造业的业务增长，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级顶级湾区[1]。 一、湾区发
展障碍：社会整合度弱
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不同体制下的湾区经济体系中，并发挥它的国际金融中心角色效应，是湾区发展是否可以有效发挥协同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2019年开始发生在香港的激烈社会运动，加上新冠疫情冲击下突显出的全球性治理合作的重重困难和新挑战，让我们认识到，经济和政治举措要推行的好，软力量的基础性建设是不容忽视的，而在港深联动发展的过程中，身份认同的障碍比预期的要牢固和严重。
2019年4月至7月，香港政府进行了一项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2]，以了解香港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活的意向，调查的结果有如下几点值得留意：
1. 只有11.2%的受访问者（15岁及以上，大概是699400人）有想过将来到香港以外的地方生活（包括居住或退休、工作或做生意、读书或进修）。这么低的比例显示出香港本土居民的流动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和我们向来把香港看作“移民社会”的观点有出入。或许这也反映出香港主流意识中由先前经济发展优越而产生的历史性自满感仍然发挥着作用。
2. 在有意向到香港以外的地方生活的人中，只有38%的人有意向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生活。而在这群人当中，从年纪上来看，15—24年龄组的意向最低，只有约21%；意向最强烈的是那些年纪超过65岁的人，比例大概为60%。从教育程度来看，具有专上教育（香港高等教育）程度的人比例最低，只有25%；而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则意向最高，达67%。这些数据说明香港年轻人及教育水平高的人，对来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生活没有多大兴趣。
3. 不愿意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生活的香港人，最大比例的考虑因素是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化差异（43%），这方面的担心甚至比政治体制的差异（38.9%）更大。
4. 而在有兴趣到香港以外的地方读书或者进修的15岁及以上的人中，只有11.5%的人有兴趣到大湾区其他城市来，比例非常低。
香港年轻人和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对融入大湾区的愿望低迷，反映了目前大湾区内部，特别是特区城市和内地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度还比较弱。社会整合度指的是群体成员与集体的联系方式和结合状态，其实质是一种内聚力，对群体成员产生一种支持作用。在个人与社会连结的强弱度方面，一旦社会强调以经济效益为首位，那么人与社会之间的连结强度就会被削弱。
同样，在大湾区的发展方面，如果政府过度强调经济的发展，甚至让大湾区的经济结构发展日趋单一，GDP成为衡量城市成就的首要标准，城市的价值和其赚钱的能力挂钩，那么就会产生一连串的社会波纹效应——政府着重经济数据，社会注重身份地位，学校强调成绩和名次，全民讲求物竞天择，人文气息欠缺，从而在长远层面难以建立大湾区的集体身份认同。整合度高的区域，不是大家的经济类型日趋一致，而是兼顾融合不同模式的经济发展策略。在香港的个案中，要让香港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就是要容许香港的“边缘性”和“中心性”共存。
二、允许香港“边缘性”和“中心性”共存
差异可以是排斥力，但也可以是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可以发挥心理安抚作用。
对于很多目前居住在香港，来自内地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专业人才来说，他们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香港不是一个扎根的地方，香港是一片“飞地”，是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练场”以及事业拼搏的“战斗地”，所以很多外来专业人才有非常鲜明的把香港作为实现个人职业理想的基地的动机，他们怀有一颗“漂泊的心”——香港只是当前的停留地，未来还有另外一个站点[3]。这是香港对于很多具有高流动性的人才的“边缘性”，也是香港对于内地的边缘性。
虽然很多专业人才也承认这种边缘性有时令他们感到痛苦或困扰，但他们更强调，这种边缘性使他们在职业领域具有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边缘性使他们能够保持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心态，这种选择的弹性（即使只是一种“想象的”选择弹性），使他们对当前高强度的职业需求有极高的心理承受力。
同时，这种人才的高流动性也使香港这个人口快速老化的都市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依然保持着强大竞争性。香港和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就是要允许这种“边缘性”的继续存在，不要求“深耕落户”，让香港保持它和内地的距离感，也许是强化香港对国家、对大湾区认同的一个侧面方法。
但另一方面，中央要允许及帮助香港的“中心性”得到继续的巩固，不利用行政或者经济手段的干预，让其他城市分化香港目前在国际上的独立和独特的地位。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6月，香港共有3752家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代表其位于香港以外地区的母公司。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存量及投资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4]。
可见，作为跨国公司的集聚地，在国际化资金吸纳、管理经验、人才提供等方面，香港拥有非常实质的资源可以让其扮演大湾区国际性发展极其需要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大都会，无论是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甚至是法律制度，香港都与国际接轨，并在国际上声誉超卓。而香港企业与国际的联系频繁，两文三语的优势，加上其作为亚太地区领先的信息枢纽位置，这些都表明，应该继续发展和巩固香港在大湾区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三、以高校为平台冲破身份认同障碍
除了以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不削弱香港的历史性国际定位，优化特区和大湾区内的各城市主体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另外一个要思考并需要积极部署的，就是要以大湾区内的高校为平台，重新建立一种超越地理边界、跨行政壁垒的身份认同，以冲破目前特区城市与湾区其他城市中因身份认同落差产生的融合障碍。
身份认同并不是个人主观的选择。它是个人和身边特定人群的互动结果，它发挥着连接个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香港人的文化认同具有明显的本地倾向，针对香港的研究指出，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在“谁是我们”和“谁是他者”的不断界定之中形成的，而不少香港学者和香港人仅仅把内地这个“他者”作为情感抗拒的对象，而不是把它作为文化观照的对象，在与祖国分离150年、经历了外族殖民管治和20世纪70年代的本地文化发展之后，香港人与内地人已经各自拥有不同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差异性极大的身份认同[5]。
在身份认同的塑造上，学校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九七回归之前，香港人接受的教育就与内地大不相同。回归后，政府虽然想推行更多的国情教育，但是遇到非常强的本土社会（包括香港中小学教育界）的抗拒，香港学生所处的大社会环境以及小的教育体制环境，都没能帮助他们建立一种新政治和经济局势所需要的超越本土意识的身份认同。回归二十多年后，香港对内地的教育还是存在不少的抗拒，这种自觉与不自觉的抵抗从回归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强化甚至巩固了香港人原来的身份认同。
正如前文指出，香港政府2019年的调查显示，香港青年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对来大湾区其他城市工作或生活的意愿最低，那么破冰之旅也是需要从高等教育机构先开始。高校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平台，一是基于师资的国际化和开放性，二是其教学内容更具多元性和弹性，这两点有助于作为未来主人翁的香港青年大学生构建一个新的跨出本土思维、冲破政治壁垒的新身份认同。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联动发展方面，香港长期累积的国际化社会资本是不容忽视的资源。
四、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化社会资本
香港的高等教育一直享有盛誉，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国际知名度和认受性的大学多数集中在香港。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共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前100名，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大学目前暂未有一所入围[6]。
这从客观角度反映了香港的大学在人才、科研、资本、大学管理系统等软硬条件上均具备世界级水平，在学术界的国际性衡量标准中，香港的大学具有很强的全球认受性。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来看，香港各大学事实上拥有如下优势的社会资本：一种嵌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资源集合，不仅包含社会关系、人际网络、信任关系，同时还包括与此相关的规范和价值观。
社会资本的性质可以从它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来分析。结构维度是指在社会互动结构下，行动者所处的位置为他提供了某些优势。关系维度则是指根植在这些关系中的资源（如信任），信任可以作为嵌入关系的治理机制。而认知维度是指共享的编码或范式，这建构了在一个社会体系之下理解共同目标和推进集体行动的基础。社会资本为个体和组织提供了“集体共享的资本”，以及获得信息和机会的“资格证明”，能促进组织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产生和共享。
香港各大学的社会资本根植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各大主导经济体中所享有的高度认受性。建立在完善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制度之上的价值规范和信任系统是香港经过百年努力所累积下来的巨大社会资本。香港各个大学在国际化的人才吸纳、学术自由、治理自主和畅通的资信流通等方面都为香港的学者在科研创新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在吸引商业公司投资创新科技和领导研究团队进行跨国合作方面，香港的大学研究机构比目前湾区内的其他很多大学都具有更强的集体信任资本。
身为大湾区高等教育的枢纽，香港各大学的优厚国际化社会资本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超级联系人”的作用。通过各种创新的合作联手发展，香港的大学不但可以巩固和持续累积其国际化的社会资本，也可与大湾区内的其他合作伙伴大学分享相关资本，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的协同效应，促进组织智力资本的产生和共享。
五、深圳香港的联动：高等教育需要先行
大湾区内地的9个城市在高等教育的联动方面，无疑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可以发挥先行军的效能。深圳市政府近年对创意科技的支持不遗余力，“前海”地区更成为青年的创科乐园。可以促进香港的大学加强与“前海”地区企业的合作，增加学生毕业前来深圳的实习机会。
以被誉为“产业湾区”的东京湾区的经验为例，配合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为核心产业群，东京湾区成功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
如果香港的大学能和湾区内的其他大学充分合作，能针对大湾区的创新经济产业模式提供相应人才及师资，带动大湾区的其他地区的经济转型，相信可以发展出大湾区的人才产业链。
目前，香港的大学在深圳建立了几个研究机构，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及其附属的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该研究院在设立世界级的实验室和参与重要的国家级研究方面深化了香港和深圳的合作；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辖下包括五个获奖研究中心——生物医药科技中心、预测与系统健康管理研究中心、福田—城大红树林研发中心、未来网络科技中心及信息与通信科技中心；另外还有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的滨海医院及深圳研究院。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深港两地的合作还是裹足不前，依然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合作机制，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在跨界研究经费的支持及比较性研究内容的多样化方面做更大胆的合作。
香港院校拥有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以及良好的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部门和研究人员的网络，这能够积极地促进港深的创新活动。而大学也是政治比较中立的地方，提供了比较开放的平台让国际化的行政措施或者实验性的新策略得以尝试。
深港教育联动其中一个积极有作为的策略就是大力通过各种政策诱导两地高校的横向合作。重新实践深圳经济特区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也许可以为香港和以深圳为龙头的其他大湾区城市的融合发展提供勇气，进行习近平主席鼓励的“思想再解放”。
注释：
[1]Deloitte. (2018).从“世界工厂”到“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建议/“From ‘The World’s Factory’ to ‘World Class Bay Area’”:The Greater Bay Area integr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Hong Kong and Macau. Retrieved from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about-deloitte/deloitte-cn-cxo-greater-bay-area-whitepaper-zh-180206.pdf(accessed on 14-07-2018).
[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9）“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71号报告书”.
[3]陈惠云, 陈国贲, 庒迪文. 活在香港：在港内地专业人才和艺术文化工作者的移民经验[M]. 香港：三联出版社，2013.
[4]冯凱盈. “香港经贸概况”，经贸研究，香港贸易发展局（2018年4月27日）.
[5]黎熙元. 全球性、民族性与本土性——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与香港人文化认同的再建构[J]. 社会学研究，2005(4):189-206.
[6] https://www.qschina.cn/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0.
★ 本文作者：陈惠云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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