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广州市公安出入境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25日，全市有临时住宿登记记录的非洲国家人员346886人次，占外国人总数的20.1％。全市实有在住外国人83716人，前五位国家分别为韩国、日本、美国、印度、俄罗斯。全市实有在住非洲国家人员15738人，占实有在住外国人总数的18.8％。全市共有常住外国人49830人；全市共有常住非洲国家人员5396人，占常住外国人总数的10.8％。与最新的发布的数据相对比，截至2019年6月25日，广州全市共办理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122.3万人次，前十位国家分别为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印度、越南、泰国、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全市共有常住（居住半年以上）外国人5.5万人。按国籍分前十位分别为韩国、日本、美国、印度、也门、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泰国、英国。
从数据显示来看，显然来自非洲的黑人群体只占广州外国人的一小部分，这与一些媒体所声称的广州有二三十万非洲人相距甚远。当然，存在不少外国人非法滞留的情况，这是官方无法统计到的数据。不过结合一些学者（如麦高登、李志刚等）经过田野调查的结果来看，一年中非洲人在广州的数量变化也很大，非洲商人一般在一年中的两次广交会期间来华，但到了12月至次年2月，即圣诞节至春节的这段时间，非洲人又会离开广州，这与前些年像候鸟般的打工群体相当类似。实际人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相差并不会很大，差距约在1万到2万之间，加之近年公安部门加强对境内外国人的管控和对“三非”外国人的整治，网络上关于在穗非洲人有上十万的说法确实是夸大了的。
另一方面，民众对于黑人群体来自较为落后的非洲这一认知，以及这个社会普遍的“以白为美”的审美标准，使得面对形象差异较大的不同种族时，自然在心理上接受程度不会高。中山大学的李志刚教授曾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考察广州市民众对黑人群体的接受程度，研究反映商人、服务业人员等对黑人有着较多接触和了解的群体对黑人的接受程度较高，而白领、学生等与黑人接触较少的人接受程度则比较低。参见图1。
▲一名非洲妇女带着孩子走过宝汉直街的水果摊。
严格来讲，中国并不像美国、澳大利亚等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中国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但并不像很多移民社会那样有着明确的种族划分，中国的社会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种族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于非洲黑人的厌恶或者说歧视，更多是出于嫌贫爱富的心态，而非种族观念。因而，如果问中国的民众存在对非洲黑人的歧视吗？坦白来说，是的。但如果说存在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起码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是如此。
大部分到中国的黑人群体，只是来做生意赚钱，并不打算移民中国，这与很多试图移民欧美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真正能融入到当地社会的非洲人并不多。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申请中国的永久居留身份。只要赚到足够的钱就回国，这是大部分非洲商人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产生许多非法滞留者，因为他们是在签证到期前还未赚到足够多的钱才选择留下来，希望能再拼搏一把。这与过去不少中国人到海外打拼淘金聚居在唐人街的情况很相似。麦高登在研究香港重庆大厦和广州小北的情况时就发现，早年大量非洲商人前往广州的几大原因是：较为开放的签证、更靠近生产厂商的区位、更多直飞非洲的航班。经济因素是影响这些行为的最主要原因，而如今，这些条件正在发生改变。
对于这些身处广州的黑人群体，麦高登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低端全球化”。他对此概念的定义是：“人与货品在低资本投入和半正式（半合法或非法）交易下的跨国流动，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全球均有发生。”它所对应的，是跨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由大型组织透过数十亿的财政规划、全球宣传及雄厚律师团队来实施典型的全球化，如麦当劳、可口可乐、苹果、谷歌等企业。
对于许多非洲国家，以及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或国家的民众来说，高价的优质商品并不是他们的消费目标，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物美价廉、他们消费得起的产品，这些全球化的产品他们也值得去享受使用。正是有这样的需求存在，也自然会有一个地方来生产供应这些产品。只不过，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承担了这一功能，而未来随着产业转移，也许这个地方会是东南亚，或是其他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中国不仅将全球化的产品带到发达国家，也带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身处广州的黑人群体，正是亲身参与其中。
当我们从整体来看，这些从非洲来到中国的黑人群体，究竟带来了什么问题？
是种族移民问题吗？事实上，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相比，中国对移民政策的控制要严格得多，极少有外国人能获得中国的永久居留权或是入籍中国。前面也提到，绝大多数的非洲黑人并不打算移民中国，他们来到这里更多就是一种经济行为。并且，如今随着签证政策的收紧和营商成本的上升，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直接在非洲设厂生产，挤压了这些非洲中间商的空间，许多非洲商人发现在广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再加上社会上对黑人群体不那么友好的舆论环境，经常需要面对警察的随机检查，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离开广州，前往移民管制更为宽松的地区。
那么，是治安问题吗？广州市公安曾公开表示，非洲人在广州的不法行为实际上被放大了，黑人群体的犯罪率并不高。而那些非法滞留者因害怕被驱逐遣返，反而会表现得更为低调。而与之相对应的，却又是执法者在外国人管治问题上的拘束，由于存在涉外的因素，执法者对外国人执法的程序变得更为繁琐，使得执法者有时难以适从或无从下手。
哥伦比亚大学的Neeraj kaushal教授指出，移民对许多社会来说更多是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寻找机会，不仅会有来自欧美发达地区的外国人，也会有来自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其中不乏有意移民中国者。中国终将有一天会遇到自己的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社会管治和族群结构都将会面临新的调整，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甚少有经验能够借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非是个例，日本也遇到了与我们相似的外来移民问题，日本还在2019年推出了移民新政，以应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可能出现的更多的移民，日本的经验或许将会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略
★ 本文作者：严灏文，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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