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IPP国际会议开启第二天的议程。山东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Daniel A. Bell 教授发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贤能政治、民主政治，还是两者兼有？” 的主题演讲。
▲Daniel A. Bell
Daniel A. Bell 教授指出西方人倾向于将政治世界划分为“好”的民主政权和“坏”的专制政权两种类型。但是，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衡量中国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对中国政治模式的分析要基于中国政治体制产生的思想，并指出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宜称之为“贤能政治”的政治体制。
Daniel A. Bell 教授接着探讨了衡量政治制度进步和倒退的标准。对于西方来说，民主选举是最终的、最重要的标准。没有民主选举，就没有政治合法性。但适合于西方社会的未必适合于中国。他指出贤能政治是判断中国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的标准，并从国家规模、历史背景、以往经验、调查结果、与民主的兼容性以及当代社会需要有水平的领导人六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贤能政治是合适的标准。中国贤能政治的思想认为晋升官员的标准是看贤能，即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选择贤能作为考察标准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是普遍的信念，人民是普遍接受的，政治体制必须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比如说贤能政治就说明领导人必须要有贤，最少不要腐败，因为一旦腐败，就会丧失合法性。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法系的Anthony Spanakos 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第四个议题“新兴国家的治理模式”，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嘉宾：
印度德里大学Bidyut Chakrabarty教授发表了“印度传统：圣雄甘地与局部治理”的演讲。
▲Bidyut Chakrabarty
Bidyut Chakrabarty教授指出圣雄甘地是印度政治自由运动的先驱，他发明的地方治理模式为世界在治理的再概念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Bidyut Chakrabarty教授探讨了“甘地模式”的西方来源和非西方来源。其中，第一个来源是甘地在西方留学、生活受到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包括关怀、关爱等；第二个来源是托尔斯泰和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思想；第三个来源是对殖民主义永不妥协持续抗争的精神。甘地通过结合本土和外来思想，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印度国情、独特的治理模式。
Bidyut Chakrabarty教授通过其观察对“甘地模式”进行了总结：第一，甘地的治理模式建立在“乡村自治”的概念上，他把 “乡村自治论”发展成一种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旨在以地方自治取代中央集权制；第二，甘地讲到的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但必须放到社会语境中去阐述；第三，甘地指出印度是个多元化的国家，拥有不同语言、服饰和文化，其治理应放在多元环境中。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首席执行官Peter Kagwanja教授发表了“民主的兴衰：非洲寻求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之路”的演讲。
▲Peter Kagwanja
Peter Kagwanja教授主要围绕第三次民主浪潮之后，全球的民主危机和非洲的未来治理展开了讨论。早期，非洲的民主同古希腊一样，是建立在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在第三次民主浪潮之后，非洲诞生了被称之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新兴自由民主。这种思想认为自由主义国家应该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干预其他主权国家，以追求自由的目标。这使得非洲成为了全球民主危机的一个漩涡，原因在于部分非洲国家并未顺利过渡到民主制度，而是陷入了内战和恐怖主义。
Peter Kagwanja教授指出以权力共享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模式往往会造成混乱和不稳定，而不是结束暴力的种族冲突。干预者通过国际刑事法庭对非洲事务进行干预，不但没有带来正义，还使得社会和谐、统一也遭到了破坏。Peter Kagwanja教授建议未来非洲的治理需要多样性的有效管理，必须回归到协商一致的思想，以保卫种族分裂的社会。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的Erik Mobrand副教授发表了“韩国的政治精英主义与文明”的演讲。
▲Erik Mobrand
Erik Mobrand副教授指出韩国政治家在解释政治组织或控制的形式时，常常会提及“文明”这一概念。这是因为韩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这种说法在韩国的语境中很容易理解，因此，“文明”通常被用来支持特定的政治利益，精英人士援引文明，也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他认为，在韩国，精英主义与以文明为基础的政权主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Erik Mobrand副教授以选举文化为例探讨了政治文化如何影响韩国政治进程。韩国立法对政客参与竞选活动有很多限制，例如，发言辩论的次数、宣传手册的字体和尺寸等都有限制。虽然有一些条款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法律的基本精神和许多实际条款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因为议员们坚持认为，如果政客和选民的关系太过亲密，他们犯错的可能性就会上升。Erik Mobrand副教授指出这种理念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是因为韩国的政治文化不成熟，特别是当领导者不太擅长和基层互动时，就会设立这样的法律。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雪光教授发表了“中国治理背后的制度性逻辑 ”的演讲。
▲周雪光
周雪光教授表示，中国拥有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这种超大国家规模带来了地域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各地的困难、能力和资源参差不齐，因此，在一统体制和地方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那么中国是如何维持一统体制的呢？周雪光教授认为，一是通过严密有序的官僚组织制度；二是通过尊重和接受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制度安排不仅要保持决策的一统性、默认执行的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最后的裁决权，也就是中央纠偏的能力、规范地方行为边界的能力，与此相对应的治理机制——运动式治理应运而生。
运动式治理是中央政府主要的纠偏手段，其最大特点是暂时暂停原官僚制常规过程，以政治动员过程代替，达到纠偏、规范边界的意图，有利于突破按部就班的官僚体制，在短期内将中央的意图和信号传递到各地各部门。周雪光教授同时指出，稳定的制度逻辑也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后果。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Kjeld Erik Brødsgaard教授发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治理模式：如何解读‘中国之谜’ ”的演讲。
▲Kjeld Erik Brødsgaard
Kjeld Erik Brødsgaard教授在会上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令世界瞩目。然而，中国一方面经济飞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治理的评分普遍不高，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家要克服的头号难题，也是所谓的“中国之谜”。
西方学术界讨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治理改革时，通常认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以善治为基础，即拥有一整套民主价值观和独立的官僚体系。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实现善治的唯一途径。Kjeld Erik Brødsgaard教授认为，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表明了在一个一党制的体系中，建立一个高效、称职、半自治、以发展为导向的官僚体制同样是可行的。他从比较的角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与中国发展轨迹的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Jane Duckett教授发表了“中国的治理、社会政策与国家-社会关系 ”的演讲。
▲Jane Duckett
Jane Duckett教授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主题，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治理模式的发展，阐述了后毛泽东时代的重大社会政策改革。
Jane Duckett教授认为，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今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建立，并在中国民意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政策是否有助于建立政治信任、政府支持以及新的社会契约做出了相关解释。
迪肯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学院的何包钢教授发表了“中国模式的新解读：当代中国混合治理的探索”的演讲。
▲何包钢
何包钢教授指出，目前对于中国模式至少有五种解读，而他增加了一种解读中国模式的新方法，即通过探究中国的混合治理模式来阐明中国模式的特点，分析中国是如何将民主元素融入其治理的过程中，同时又是如何避免民粹主义的影响。
何包钢教授重点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混合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和策略，以及“三票制”和公共协商的体制创新。在这两者的结合下，民主和非民主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政治制度。他将中国模式概念化为一种混合政体或混合治理模式，更准确、更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现状，从而更好地剖析其主要特征。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Jane Duckett教授主持了第六个议题“资本、技术与全球治理”，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嘉宾：
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社会学系的Beverly J. Silver教授发表了“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与西方霸权的局限性 ”的演讲。
▲Beverly J. Silver
西方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原因之一是西方重视军事和经济的协同发展。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军事力量和财政盈余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均衡，这对西方霸权的可持续性造成了极大的挑战。Beverly J. Silver教授在演讲中采用阿锐基教授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来解读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计划”。她谈到，美国布什政府推行的“新美国世纪计划”旨在利用军事优势向东亚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索取“保护费”，然而，由于21世纪军事力量作为全球治理基础的局限性，这一计划最终流产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四年后，东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大。从目前来看，世界陷入长期混乱的趋势也逐渐增加。
Beverly J. Silver教授认为，西方强大的军事势力往往带来长期的全球性混乱，它的力量甚至足以摧毁世界。因此，西方大国应该接受更平衡的权利分配，不要阻挡其他国家的崛起。此外，Beverly J. Silver教授分析了可以避免世界陷入长期性的混乱的措施，并提出了替代西方霸权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亚太交流合作基金会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发表了“变革性技术：全球治理的新障碍”的演讲。
▲Mehri Madarshahi
Mehri Madarshahi教授指出，随着技术创新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方式正经历巨大的变革。她谈到在量子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3D 打印等新兴技术领域，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进展。然而，当今的新技术发展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技术颠覆是反政府投票的助推剂，不断恶化的就业前景，以及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大规模的数据欺诈或窃取都能通过数字方法快速渗透到世界各个地方，威胁人们的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
因此，Mehri Madarshahi教授建议在感受新技术的同时，利弊之分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应该意识到应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政府、教育者、普通民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建立一套合作共赢的治理模式，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也应当拥有相同的目标，从而创造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系统，使新技术为全人类造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钱继伟博士发表了“文化与福利支出：一个跨国比较”的演讲。
▲钱继伟
钱继伟博士围绕着公平观如何影响福利支出展开演说。首先，他指出在当前福利国家文献当中，对于对公平的理解与福利支出有很高的关联度。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都强调了福利制度跟文化息息相关。其次，钱继伟博士对均衡支出和社会保险支出等两种经常被文献忽略的福利支出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最后，钱继伟博士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对公平观的进一步重视有利于促进卫生支出，甚至对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虽然公平观与社会保险支出密切相关，但与均衡支出无关。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的各位嘉宾围绕全球文明与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如下共识：中国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以及文化和思想上的多元性，让中国的大环境变得更加生机勃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民众的物质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和国家的治理体制是紧密相连的。国家治理的目标制定需要符合当下发展背景，对不同阶段的挑战应当及时转变治理方式。此外，政府、市场、社会也应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治理机制。大家一致希望能有机会再次相聚，就此次会议涉及的各项主题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交流。
本文系2019年IPP国际会议第二日综述，文字整理：赵晨野、姬煜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