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新书｜《中国平台治理变革：技术路线的政治性》｜Transformation of Platform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Routes

互联网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核心发明和应用，及至今天，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信息技术产业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通用电器公司（GE）预测，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将为全球GDP带来15万亿美元的贡献。

在这样的趋势下，世界各国政治精英普遍认识到，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可以成为面向未来竞争的重大战略。

然而，急速迭代的新信息技术究竟是给各国居民增添了福祉，或者仅是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和冲突中增加各方的筹码，却并不是明确的状况。

中国处在当前世界纷争的核心地带。1987年9月14日，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实施的国际联网项目——中国学术网（Chinese Academic Network，简称CANET）向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

当时为成功接入全球网络而鼓舞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没有意识到，与新信息技术前沿并轨，很快使中国直接面对一个更复杂、更具多样性的未来。新信息技术在赋予了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更多机遇的同时，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新的、更艰巨的挑战。

如今，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网络覆盖率、网民数量、上网频率等各项指标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8.6%，手机上网已成为网民最常用的上网渠道之一；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占整体网民的26.7%；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6小时。

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并有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的趋势：2018年末，10~39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7.8%，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6.8%，40~49岁中年网民群体占比由2017年底的13.2%扩大至15.6%，50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由2017年底的10.5%提升至12.5%。[2]

网民借助互联网从事即时通讯、购物、娱乐、理财、教育等各项活动，互联网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2015年已超过7%，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仍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网络虚拟世界俨然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3]

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新信息技术崛起给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学术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课题。

事实上，早在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之初，有关新信息技术是赋能（empowering）社会（即拓展社会主体的行动自由和能力）抑或赋能国家（即提升国家科技能力和管理社会的能力）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这种争议绝不仅仅只是针对某一“客观”社会现象的不同认识，而是蕴含着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向何处去”的深层忧思和政治主张。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96年出版经典著作《数字化生存》，预言一个自由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其中有关基于新信息技术的跨越国界、超越法律的自由人自由联合的想象，激励了全世界无数优秀青年人投身互联网行业。

然而，在2016年为该书中译20周年纪念版撰写的专序中，尼葛洛庞帝这位网络信息时代的先行者却充满悲观地如此描述实际发展的状况：

“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很简单：全球化变成了本土化，尽管智识的、经济的以及电子的骨干设施都取得了飞速增长。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4]

在尼葛洛庞帝等曾经的技术乐观主义/技术自由主义者（Techno-optimist/Techno-liberalist）看来，互联网服从于民族国家的监管，因民族国家疆域而分裂，是自由世界理想堕落的表现，新信息技术在强化了国家监管能力的同时，压抑了社会自主行动的空间和自由理念展现的舞台。[5]

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似乎证明，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并不能为世界带来福祉。

例如在美国激进的技术民族主义政策推动下，从2018年开始爆发中美贸易冲突、科技战，已导致西方世界相当多人无法想象中美可以通过生产领域的合作和正常而和平的制度竞争，实现两国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以及各自体制的完善。[6]

但与此同时，对技术自由主义的强烈批判也始终强劲地存在：技术自由主义拥抱的只是一副精英主宰的全球化图景而已，世界范围无处不在的贫富差距恶化，表明了民族国家对于新信息技术的规制依然应当是时代主流。[7]

这里有一个值得辨析的理论问题：技术自由主义（偏重技术自治和个人自由）与技术民族主义（偏重国家科技能力和国家监管能力的提升）仅为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它们有没有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

2015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时，发表讲话明确强调以“促进开放合作”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各国应该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8]

习近平主席的这段表述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而在中国的决策实践中，这种提倡合作共治互联网的思考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贯彻。[9]

但是，显然只有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引擎，才能推动实现这种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全球网络治理新格局。

我们曾在各自的其他多篇论述中提出，新时代的网络监管体制应当建立在关于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使技术自由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得到有效“扬弃”，使国家开发和应用新信息技术的能力上升为“促进共享式自由的政治能力”。

那么，中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在新信息技术治理实践中形成“促进共享式自由的政治能力”？本书提出两个层面的思考：

其一是制度层面的，即中国新信息技术治理体系能否以及如何形成有助于共享式自由的监管方式？

其二是技术层面的，即新信息技术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平台，能否以及如何为形成共享式自由而接受挑战并发生变革？

在现有的理论文献中，有关第一个制度层面的讨论比较丰富，而殊少有第二个技术层面的讨论。

在本书看来，理论文献对多重技术路线的可能性的忽视，表明了某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依然是当前有关新信息技术发展和平台治理研究的主导理念。

技术决定论思维导致了无法在技术自由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之间看到可以融通和革新的机会，只能以“技术就是技术”，放弃通过新技术路线的探索而改变现状、最终实现共享式自由的可能性。

实际上，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在驱动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社会陷入深重焦虑。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推出有关国家安全、平台监管、隐私保护、劳动保障等等内容的多种举措，旨在应对数字时代潜藏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

然而，如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言，巨型平台急速崛起最严重威胁到的，是公民的自治和自主；[10]当前最大的危机在于，相当多的人群有可能被排除在新技术的急速发展之外，无力参与技术进步过程。

罗伯托·M. 昂格尔（Roberto M. Unger）、艾米•卡普钦斯基（Amy Kapczynski）在近作中更深刻地提出：数字时代的制度创新，应当以激励普通公民自主参与技术进步为宗旨，改变巨型平台得以迅速扩张的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11]

新技术革命之所以能获得广泛的期待，就在于其在理念上许诺了对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倡导打破常规和机械化的重复、将创新引入日常习惯和制度安排中。

但是，在实践上，新技术发明和应用却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日益僵化的劳动分工，孤岛式地局限于资本和技术能力原本就十分集中的领域，巩固在规模效益和集中化管理方面有很大优势的巨型企业的竞争地位，这必需引起深刻的反思。

技术自由主义放任新技术的这种孤岛式先锋主义特征，在他们看来，随着新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更便利、更大众化的技术发明会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必然”从这种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新技术产品的持续普及中获益。

技术民族主义则有可能加剧新技术的这种孤岛式先锋主义特征，因为根据他们的信念，推动新信息技术革命和拥抱新技术发明，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是在地域政治冲突中保证安全和竞争力的依靠，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汇聚在大工业、大装备领域，为实现“赶超”目标而集中资源，并不把通过科技进步促进普通个体的生活改善和生产能力提升当作应当追求的首要目标。

这两种理念都是技术决定论的表达：技术就是技术，人的能动性只能加速或放缓它的发展，却不能改变其方向。挑战技术决定论思维，就是要扬弃技术自由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这对表面对立的范畴，为实现新技术从孤岛式先锋主义迈向更有助于“共享式自由”开放出可能性。

《中国平台治理变革：技术路线的政治性》一书拓展有关技术路线的政治性的认识，阐述不同的技术路线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后果这样的理念，并在这个视角基础上思考平台治理变革的多重可能性。第一部分各章聚集于平台经济逻辑的兴起，揭示平台治理变革的多种选择机会。

第二部分各章议题集中于三个层次：首先从理念上讨论，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存在着通过政治理念调整科学技术应用方向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的建设性功能（例如，曾经的“政治挂帅”对科技工作的破坏），又有可能将技术路线调适到更有利于治理目标的方向上（例如，在共同富裕战略下推动数字技术发展）；

然后分析治理实践指出，在近年的具体治理实践中，过度依赖自上而下“命令-控制”机制，已导致了相关领域内政治审议的缺位，此种状况亟待改变；

最后前瞻性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中国拥抱新信息技术崛起而创造的发展机遇并且应对种种重大治理挑战的路径，是正视技术路线的政治性问题。

本书指出，通过在治理结构中加强“协同-共享”机制的设置，增加对于多重技术路线的探索，才能使“技术治理”服从于“政治审议”，从而同时实现技术赋能国家并且推进社会开放合作的效果，为保障不同人群的“共享式自由”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