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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PP传播

​多元碰触,思想激流,共绘更美好的世界图景——2023年IPP国际会议嘉宾观点综述

10. 08, 2023


2023年9月23日,IPP国际会议拉开帷幕。


在首日的会议上,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次国际会议召集人郑永年教授发表会议致辞,深入解读了本次会议选择“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作为主题的原因。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全球文明与现代多元性等议题带来极具启示性的主题演讲。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系系主任何达基、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院杰出教授張慶燮(Chang Kyung-Sup)、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钱继伟、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等与会学者分别就“对多元现代性的反思”“亚洲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等会议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在第二日的会议上,耶鲁大学哲学系莱特纳哲学讲席教授 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 就全球技术创新与专利制度等议题带来极具启示性的主题演讲。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高级编辑卓睿(Jacob Dreyer),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教授、世界人类学协会理事会副主席麦高登(Gordon Mathews)、京都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斯蒂芬·海姆(Stephane Heim)、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等与会学者围绕“南北分歧与包容性发展”、“新兴技术与现代世界”、“世界秩序与未来”等会议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议题交相呼应,内容充实。


从亚洲到全球,从制度到规则,从产业到技术,从个人到国家,本次会议集结了各方嘉宾多维探索,展现出多元思想的交融与碰撞。



以下为国际会议嘉宾观点综述。

会议嘉宾发言综述

会议发起人郑永年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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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IPP国际会议发起人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作为本次会议的发起人,首先进行会议致辞。他就本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多元现代性与世界新秩序”主题进行了深刻解读。


郑永年指出,当今世界秩序面临各方面的严重挑战,其中包括集体安全体系危机、全球经济体系危机、全球治理体系危机、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危机等。


他指出,这一乱局的根源在于好的国际公共品太少,而坏的国际公共品太多。面对乱局,建立在多元现代性之上的包容性多边主义,应当是重塑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有鉴于此,中国近年已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三个全球倡议,以更好的提供对话平台,弥合地缘政治分歧。


他进而指出,知识层面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对元多现代性的认知、传承、接受和内化。他认为,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问题核心都在于是否协调内部的多元现代性。对中国来说,“包容性多边主义”已成为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是不同于美国所采取的针对第三方、第三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的。


主题演讲

巴里·布赞

文明视角下的多元现代性,一个关于全球文明倡议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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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荣誉退休教授

自1987年以来第二次亲身来到广州的国际知名政治学者巴里·布赞,以广博的全球视角解读了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及其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并对中国如何更好的实现现代化、如何面对文明多元主义以及更好应对文明主义下的风险和机遇提出了积极意见。


他的演讲从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文明倡议”的定义为开头,指出每一种文明必须要尊重其他文明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特点,强调文明必须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布赞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其中最为复杂也最为微妙的一点,就是要把重点从意识形态和宗教之争,转向用文化解读政治。


他指出,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第二轮现代化,极好地体现了多元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化的特征。但由于现代性的不均衡传播,不同国家与文明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速度与质量。这其中很大的不同,就是各国是否善于从各自的文化中提取价值和权利。


他建议,中国作为一个规模大、有历史、有资源的文明国家,要把“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保持下去,就必须时刻警惕自我中心主义,确保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人,而不能以导致霸权性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来看待自身。



议题一:对多元现代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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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中国式复合型现代性与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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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IPP学术委员会主席

IPP国际会议发起人

中共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五大特征。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及其内涵,聚焦探讨了中国当代践行和追求的现代性,即复合型现代性。


郑永年指出,现代化的复合性源于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既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共通之处,也需要思考中国现代化目标背后的历史条件、理论、经验和意义,如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消费水平以及地球资源的可承载量等先决条件。


他指出,中国曾通过制度优势成功脱贫,但如何让更多人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受益于现代化,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此外,社会内部的精神危机与多元化问题、人与自然共生的探索,这些都是需要面临的挑战。


郑永年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对现代化的含义理解不同,追求的方式也不同。他进而倡导各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提倡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相互进步。



何达基:

超越意识形态修辞的现代性与治理体系比较:公共价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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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达基

Alfred Tat-kei Ho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系系主任、教授

何达基教授将“现代性”定义为不同文化、不同辖区、不同人群不断追求公共价值的过程,他强调“现代性”并非等同于“西方化”,而是一个随时间、地域和文化演变的概念。


何达基指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危机,西方传统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无法给我们提供最佳版本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与其在意识形态上争吵,不如更多基于循证推理和分析,回归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和治理体系。例如,联合国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获得了大部分文化和国家的认同。


因此,何达基主张,在追求现代性时,应重视公平、透明和包容性等核心价值。他强调,不同文化的现代性可相互学习,寻找不同文化在价值上的共同点,从而实现不同制度、组织间真正的全球对话。



赵旭东:

中国式现代化图景的自我与他者:一种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世界观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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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作为人类学家的赵旭东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深入而富有争议的议题,涉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以“风筝不断线”比喻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化的发展先走一步,之后又与自身的文化碰撞与融合,我们要在其中把握和掌控。


他指出,今天部分看起来是“中国式”的逻辑,可能恰恰是颠倒过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自身的现代逻辑不能陷入“自我殖民化”的陷阱或与欧洲种族主义相类似的特权观念中。


他认为,中国传统智慧有对自我和他者辩证关系的探寻,如中国朝贡体系中的文化走廊概念就突显了互动与融合的包容性,这些传统的东西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挖掘。


他进一步指出,当今的全球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和概念正在发生变革。各种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地循环和变化,同时也会遭遇到各种断裂和分歧。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同时又和平共处于世界,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议题二:亚洲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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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继伟:

东亚产业转型、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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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继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有多年从事社会政策和创新政策研究背景的钱继伟教授,在演讲中深入探讨了技术变革、劳动力市场与东亚产业转型之间的关系。他引用东亚和新加坡的案例来说明国家角色和劳动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


他指出,新加坡在20世界70年代末由供应链、贸易系统的低端位置,快速向供应链高端转移。其间,1972年成立的国家工资理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由政府、雇主、雇员三方参与的机构,通过说服新加坡政府大幅度增加工人的工资水平,推动了资金进入与发展相关的工人培训、房地产、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未来投资等领域,进而推动了新加坡的就业率与技术变革。

他通过案例回顾总结认为,在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中,会出现一些张力和冲突。可以通过国家、相关机构的有效合作,使这些张力和冲突得到妥善处理,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



張慶燮:

亚洲化中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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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燮

Chang Kyung-Sup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院杰出教授

張慶燮教授深入研究了亚洲在欧美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


他指出,在亚洲化之前,亚洲其实是欧美所分割的一个政治经济实体,这时的亚洲现代化进程,要么是模仿西方,要么是被动式响应西方的诉求。今天,随着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内部正以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方式在内部进行重组以及重建,包括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正在成为亚洲,或者说变得亚洲化了。

张慶燮教授从不同维度解释了亚洲化的特征,比如亚洲正在走向更加一体化的工业布局,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劳动力市场且流动性不断增强,亚洲内部流行文化的兴起与相互输出,亚洲国家共同体精神的发展等。他强调,亚洲化是一个持续变化而且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同维度互相交织在一起,使亚洲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亚洲国家/地区间的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互补性可以让各方获益。

他强调,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和整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没有中国的演变,亚洲也不会走向今天的亚洲化道路。中国内部所体现的多元亚洲元素,对亚洲国家、民族间沟通起到了促进作用,推进了亚洲化进程。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

全球化时代下的亚洲:亚洲对新世界秩序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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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

Selçuk Çolakoğlu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全球化与发展学系副教授

塞尔丘克·乔拉克奥卢教授在演讲中主要探讨了亚洲的多元性和一体化挑战。


他指出,亚洲分类和定义的流动性,以及其中的地理、文化和经济差异,使得亚洲难以找到统一的身份认同。所以尽管亚洲在全球平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但与其他区域相比,亚洲突出的问题是没有高效和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事务组织。

他指出,目前东盟在亚洲占据了中心位置,让一些亚洲大国可以围绕东盟建立合作。此外,很多亚洲国家面对着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如能源安全、金融脆弱性、环境灾害与救灾机制上,都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但他表示,尽管亚洲在经济上日益整合,但限于制度能力、机制能力、政治角力、大国竞争、领土争端等问题,亚洲未来进一步整合存在不小的障碍。


议题三: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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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

中国特色现代化:党、国有企业与技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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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践教授、政策与实践研究所主任

肖耿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今天中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家安全竞争,并需要应对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党的角色再次得到加强。


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国企把主要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力量上,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借助国企搭建的基础设施而快速发展了起来。但到了今天,以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平台型公司,由于其提供服务的公共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国企”。此外,由于近年美国针对华为的封锁和技术战,在削弱了华为等私营企业的同时,也在令党和国有企业力量增强。


他认为,人才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维度,国际竞争本质是吸引人才,现在美国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仍然领先。对中国来说,香港未来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香港的商业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开放的国际化空间,能够更好为中国吸引人才。


他强调,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既包括历史传统,也包括海外影响,既有自己的东西,也有其他人的东西。


王江雨:

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制定:挑战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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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从国际法学者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制定问题。他指出,自1648年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创立以来,国际法的基础规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即使新崛起的大国会制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也只是二级秩序。


他指出,任何一个大国或者潜在大国有能力成为规则制定者,第一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第二是合法性管理,第三是规范性力量。正是基于以上条件,美国才得以成功地制订和树立了许多目前通行的国际规则。‍‍‍‍‍‍‍‍‍‍‍‍‍‍‍‍‍‍‍‍‍‍‍‍‍‍‍‍‍‍‍‍‍


王江雨指出,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展现出了很强的积极性,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规则,也没有特别设置讨论议题,更没有建立联盟或是达成共识。总体上看,中国并未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展现出明显的创新和领导力,更多地是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所以,在国际标准当中,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挑战当今世界的秩序和格局。


何包钢:

中国式现代化:人权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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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钢

He Baogang

迪肯大学Alfred-Deakin教授 国际关系学讲席教授

何包钢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权已经是一个核心概念。但不同权利的扩散,不可避免最引发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就采用了给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方式去管理和控制不同社会问题之间的冲突。


在此方面,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以发展为基础的人权观念,首先从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出发,将公民和政治权利摆在相对靠后的位置。这种顺序并不是中国独创的,其他国家如南非、巴西和智利也都曾采取类似策略。


何包钢指出,近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权议题,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也受到了一定挑战。这一定程度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崛起和西方的人权模式面临普世性的挑战。


他建议,我们应从“天下”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即:中国推动的发展权益,并不是为了捍卫中国人权的主张,而是为了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权利、利益和福祉。中国促进发展权的努力,可以视为是一种为所有人寻求最低限度权利的全球努力。

主题演讲

涛慕思·博格

垄断地租与影响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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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慕思·博格

Thomas Pogge

耶鲁大学哲学系莱特纳哲学讲席教授


涛慕思·博格教授是学术界反贫困组织和全球健康激励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对全球贫困问题和专利制度有深刻理解。他在会议上深入探讨了创新与专利权的紧密关系及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他指出,虽然创新“往往需要大量在时间与资源上的重大投资”,但是创新将推动进步并在未来带来重大收益。目前,世界鼓励创新的主流方式是授予创新者专利权——自1995年的TRIPS协议起,专利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得到认可和实施。


但同时,专利制度却存在几个主要问题:首先,这种制度导致了产品价格上升,因为创新者可以对其产品收取高额的垄断性溢价,使得互惠性销售难以实现。其次,创新活动专注于为创新者获取回报,往往忽视第三方效应,导致了能带来大规模的积极外部效应的创新没有足够的生长空间。例如贫困人口的需求,在创新者面前就没有地位。


因此,博格提出了“影响力基金”的概念,旨在根据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为创新者提供奖励。他指出,“影响力基金”的核心机制即“竞争性定价”,因为竞争性定价能够避免垄断性溢价,进而鼓励那些具有高社会效益的创新。在回报机制上,“影响力基金”以“基于影响的回报”替代了传统上那些影响创新有效传播的因素。他认为,这种模式将鼓励创新者更广泛地分享他们的创新,从而令创新为更多人所用。


涛慕思·博格强调,影响力基金能够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公平,特别是全球南方地区的技术发展。这一方案将为构建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秩序提供重要助力。他建议,全球可根据国家的GNI(国民总收入)来确定贡献,呼吁世界各国积极响应。


议题四:南北分歧与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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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

罗尔斯正义理论视野下的信息技术的分配影响与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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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佳博士在演讲中对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呼吁全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思考,建立一套更加公正、合理的制度。


她强调,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双面效应:一方面,以微软等科技巨头为首的数字技术行业在短期内快速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因人工智能对职业的稳定性带来威胁,全社会普遍陷入不同程度的担忧。数字技术为经济发展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如社会公正等方面的挑战。


为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刘佳博士从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出发,提出了两个核心原则——信息获取的自由原则和机会原则。这两个原则的核心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并使用技术,而这需要一套公正的制度来支持。


基于上述两个原则,刘佳提出了三种实现人工智能时代下分配正义的方法:第一保障所有企业公平获取数据,搭建支持共享的数字池;‍第二对现有知识产权体系进行调整,鼓励信息公开与共享;第三选择适当的技术发展路线,以确保技术的普及和公正。


卓睿

中国:在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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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睿

Jacob Dreyer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高级编辑

卓睿先生在中国常住,大量从事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与写作,为许多中国专家学者出版过学术著作,对中国地域间发展情况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在演讲中深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定位。


他认为,中国境内包含了“异质性空间”,呈现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分层”的特点——中国既有像上海这样的全球化都市,也有与沙特、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相似的地区,但同时有超过60%的人口生活水平达不到全球北方的水平。这种多样性与纯粹的“全球北方”或“全球南方”的标签不完全匹配。这种内部的差异性,也使得中国的国际定位变得复杂且有深度。


卓睿认为,过去几十年,如美国、英国等“全球北方”国家的发展,更多是依赖资本,而中国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因为发展路径不同,两者可以相安无事。但如今,中国也在越来越多的依靠资本和技术出口实现发展,这就导致了中国和美国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预测,未来在人工智能、能源转型等领域,中国与全球资本之间可能还会发生更多的冲突。


他认为,中国“位于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之间的独特性”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展路径,也为其与全球资本之间的互动带来新的挑战和机会。


麦高登:

非洲企业家对中国和美国全球影响力与社会模式的观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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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高登

Gordon Mathews

香港中文大学名誉研究教授、世界人类学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麦高登教授是世界知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人类学视角观察第三世界发展。他的演讲以自己对中亚和非洲14位创业家的访谈为切入点,讲述了第三者视角中,中美两个大国的全球影响及社会模式差异。


他指出,非洲的企业家大多更倾向于认同中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其相较于美国更具备和平与合作的特质。然而,从价值观认同和常住地选择上,他们普遍更加倾向于美国。尽管中国在商业上提供了很多机会,很多非洲企业家在中国也拥有一定规模的业务,但仍有很少人选择在中国生活。


麦高登分析认为,中国的国家归属感更多基于民族和文化,而美国的归属感更多基于公民权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这种不同的国家归属感来源,决定了非洲企业家在选择居住地时的偏好。麦高登总结,选择在哪里生活的决策并不仅仅基于文化价值或经济前景,还与国家对公民的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关。


麦高登指出,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非洲企业家的事业和生活选择,背后折射出中国正面临的现代性挑战,值得中国决策者在政策实施、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圆桌讨论:中国的压缩式现代化与城市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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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燮

Chang Kyung-Sup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院杰出教授


张慶燮教授从多维度探讨了“压缩式现代性”的逻辑。


他以“多元工业主义”“多元城市主义”等多元发展模式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他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大湾区的多元发展模式,不仅在企业形态上有多元性,还在所有权、经营范围以及公民身份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


他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多元发展模式下的公民身份问题,提出了“发展型公民身份”的概念。这种身份与个体对城市的贡献紧密相关,它反映了公民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


张教授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供与会者参与探讨:大湾区是否能成为“中国南方的联合全球城市”(The United Global Cities of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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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睿

Jacob Dreyer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高级编辑


卓睿的发言探讨了中国的都市化和其发展模式。他指出,东亚的大都市区在规模和发展上各有独特之处。如广州这样的都市区,其影响力已经从传统的城市边界扩展到了周边地区。


他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表达关注。他认为,高房价、低生育率以及缺乏发展空间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与日本类似的困境。同时,他也觉察到中国的决策者正对传统发展模式重新思考。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房地产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曾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这种模式现在正面临挑战。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将逐步转向“软基建”。而在社会政策方面,他特别强调了户口制度变革的重要性,认为这一变革对于促进社会融合及平等发展尤为关键。


此外,卓睿看好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他认为,随着中产阶级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中国将更加重视医疗、教育和绿色空间的发展。其中的关键在于,市场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吸纳更多的高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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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坚

南沙政策研究与创新办公室副主任,原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吴瑞坚主任从政策研究和制定者的角度,阐述了他关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大湾区发展的深入见解。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单一体制下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对于张慶燮提出的“压缩式现代化”概念,他提出了另一个角度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是“超越式”的?

  

吴瑞坚认为,目前大湾区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单一的行政体制,这是一种行政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尽管如今大湾区内地各个地方在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中仍面临的一些挑战,尤其是在与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的对接上。但他认为,由于有统一的领导体制和目标体系,大湾区的合作大于竞争。


关于公民权问题,吴瑞坚指出,西方对公民权的理解可能与中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公民权被剥夺,只不过是在实现方式和路径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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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陆铭教授提议用“延迟/滞后城镇化和现代化”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土地是国有的,土地供应的控制也限制了像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发展


他观察到,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跨越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城镇化和经济结构上仍然落后。因此,陆铭预测,像广深这样的中心城市和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未来更加集中。他相信,城市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可以建立起更大的大都会圈,会带来更加自由的人员流动。因此,由于珠三角的地理位置和聚集效应,现代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会进一步汇聚到大湾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议题五:新兴技术与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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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敬涵:

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与相互竞争的现代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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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敬涵

兰卡斯特大学中国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


曾敬涵的演讲由社会转型与技术发展的紧密关系展开。他由此探讨了全球人工智能(AI)竞赛与大国关系演变之间的可能关系。


认为,理解AI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的改进,更是一种新思维方式。当前,我们正处于AI的初级阶段,未来,AI将逐渐从弱AI、通用AI发展到超级AI。


今天,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经扩散到广泛的安全领域,关系到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世界主要国家如美、中、英、俄等,都发布了各自的AI战略。


他指出,“制定未来的AI规则”将是竞争的关键目标。在应对AI的方式上,不同国家虽然有各自的出发点和驱动因素,但其背后都受到深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他认为AI时代,“人类社会无论意识形态如何,都面对共同挑战”,比如说隐私、安全等问题。各国在AI发展策略和规范上也出现了趋同的地方。


曾敬涵认为,AI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AI技术有潜力重塑我们对工作、价值甚至生活的意义的看法。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AI的持续发展,是否会带来一种贴近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

斯蒂芬.海姆:

电动化和数字化时代下汽车行业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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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海姆

Stephane Heim

京都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


斯蒂芬.海姆教授在回顾了汽车工业在西方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后指出,今天全球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他指出,起源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福特主义劳动制度,与官僚主义公司、国家干预、工会活动和大规模生产消费的协调等因素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个世界的工业模式。如今,汽车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包括柔性生产、全球地域分工和技能分化等趋势。


他观察到,2020和2021年,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燃油车。这一趋势正在带来新的改变,包括各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变化,新的绿色交易政策出现,全球电动汽车行业供应链对中国电池制造商的依赖不断加深,锂矿等矿产资源重要性不断提升等

安东.马尔金:

中国技术发展融资: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及地缘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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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马尔金

Anton Malkin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


安东·马尔金教授围绕中国技术公司的风险投资以及所面临金融困境展开演讲,为我们加深中国金融与全球秩序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提供了丰富角度。


指出,中国科技公司之所以多数选择在美国上市,主要因为美国丰富的流动性、简单的上市要求、与中国金融监管规则不相容等。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很大局限性,包括证交所的基础设施不足、IPO体系以及投资期限的限制等问题。


他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而不应过度依赖香港;第二,要加强注册制上市制度的改革,提高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可预知性;第三,在审计监管方面,为中国公司提供与美国相似的监管。

傅道格

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以半导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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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格

Douglas Fuller

哥本哈根商学院国际经济、政府和商业系副教授


傅道格教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入剖析。


他指出,中国在1990年代对半导体产业发展制定了宏大的计划,但到了2014年,尽管政策和投资继续增加,中国仍然面临技术瓶颈与进口依赖问题。因此在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要以更大力度支持芯片产业,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但他认为,尽管2014年的产业政策极大地提高了投资,但对于产业的真正升级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


他进一步比较了2011年和2014年两个政策周期的效果,发现2011年的政策对于产业技术升级产生了积极效果,但2014年的政策对技术升级贡献有限。他认为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2011年的政策表现更好。


傅道格分析认为,2011年前后的政策之所以更有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大部分集成电路生产由跨国企业主导。但到2014年,国家对国内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面临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议题六:世界秩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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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中国特性和世界秩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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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时殷弘教授是著名的美国问题学者,国际战略家。他在此次演讲中深入解析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紧密关联,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和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变迁。他指出,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要求以及国家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外交策略都深深植根于其国内政策与民族身份。


他回顾中国历史后发现,中国传统的政治治理,追求实现“德与威的权衡”——权力和道德的平衡是政治治理的核心问题,而这个平衡依赖于有效的政治手段。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政治常常在相对自由主义和相对权力集中两端摇摆。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也更倾向于采用严格管理的权力集中做法。在这样的前提下,外交政策成为了中央政府向国民展示其政体有效性的重要方式,也必须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管理。


对与全球秩序的未来,时殷弘认为,要想继续维护合理、和平的未来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前提是避免中国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白康迪:

亚洲的国际秩序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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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康迪

Kanti Bajpai

新加坡国立大学Wilmar讲席教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研究与发展)


白康迪教授对亚洲的国际秩序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在与十个亚洲国家的学者进行对话后,提供了他总结与观察。


他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引领的,而每个国家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在亚洲,尽管许多亚洲国家都希望对现有的秩序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但他们对于国际秩序的关键构成和监管规范仍有着广泛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国家的独立、法治、贸易、多边主义等核心原则。但他也指出,对于如何实现这些原则,亚洲各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他以日韩两国的立场为例指出,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并没有盲目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原则性主张。


他认为,亚洲各国在重塑国际秩序方面,在对民主的定义、发言权等层面存在巨大分歧。日本和韩国更倾向于为国际秩序添加补充元素,而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国则“希望能够在最高层次的决策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这就展现了亚洲各国对于国际秩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不同看法。


李明江:

软楔入:美国主导的三边安全合作下中国对日韩协约的战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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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江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


李明江教授分析了中国如何应对自2010年以来由美国推动的日韩协约,探讨了中国如何采用“楔入策略”来应对由美国引导的日韩安全合作。


他指出,中国近年在处理与日韩的关系时,更多采用的是“更加微妙、更加间接”的“软楔入”方法。他认为,与“硬楔入”明确且直接的做法不同,中国的软楔入策略更为微妙,更依赖外交手段、战略信息和经济激励,而非直接的军事或经济干预。这种“软楔入”不需要过多资源,靠的就是现有的外交渠道、经济工具,同时具有长期视角。


他认为,中国正努力在东亚政治版图里应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其目标是与日本和韩国长期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



马必胜:

环境对多样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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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必胜

Mark Beeson

西澳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


马必胜教授在演讲中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间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他指出,尽管目前世界上很多人在讲“脱钩”,但全球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相互连接的。”他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危机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应对。他期望中美双方能坐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马必胜认为,气候变化将重塑政治体系,而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改变。他指出,虽然在理论上,我们有诸如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推动各种环境应对措施,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国家关注的还是国家利益而不是跨国利益。这就需要更多大国的政治领导人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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