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灏文：疫情防治中的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合作

长时间遇冷的中日关系因疫情而大幅回暖。

2019年底2020年初，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随后，疫情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今年2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会议除了对传统安全议题进行了讨论，对非传统安全议题也有所关注，比如气候安全、太空安全、右翼极端主义等，而会议举行期间又正值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医疗卫生安全问题也成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关注的重点。

近些年来，人们正日益加大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政府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们已普遍认为，国家安全已不仅仅是传统的以军事为主的安全，也涉及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网络科技以及医疗卫生等方方面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里就提到了关于“人类安全”的七个主要内容：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而此次新冠疫情，以及此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都显示出，传染病爆发会对国家健康及经济政治稳定性带来威胁，疾病、瘟疫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治传染病迫切需要全球合作。

冷战时的美苏医疗合作

事实上，在医疗卫生领域实现国际间合作的案例早已有之。早在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已经实现了医疗合作，尽管双方当时互为对手。在1958年签订的《美苏文化交流协定》中，就包含了双方在医药方面进行交流合作的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多次派遣医疗卫生专家代表团进行互访[1]。到70年代，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医疗合作协议，承诺双方应共同努力，通过扩大医学领域的合作，以促进人类健康水平的改善[2]，双方成立了美苏医学合作联合委员会作为专门的机构进行合作。双方的合作内容包括：攻克世界性疾病难题，专家和代表团的定期交流，信息数据库的交流与分享，医疗设备、医药产品的援助与交换，以及为国际医疗机构提供援助等。

美苏医疗合作的一大成果，就是推动了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病毒。1958年，苏联卫生部副部长维克托·日丹诺夫在世界卫生大会里呼吁全球展开扑灭天花行动，美国对此积极响应。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制订了消灭天花计划，美苏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疫苗，在美苏两国的大力推动下，人类对天花病毒的扑灭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最终实现了消灭这一病毒的壮举。1979年，世卫组织正式宣布人类经已摆脱了天花的缠绕。美苏两国医疗卫生合作的案例表明，尽管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处于敌对状态，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对人类社会共同的威胁，双方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束缚实现合作。

中美非传统安全合作

不仅美苏，进入新世纪，中美之间也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合作的案例。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挑战，日益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围绕着反恐议题，各国之间的合作逐渐加强，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中美反恐合作便是其中之一。

在“9·11事件”后的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便与美国总统小布什通电话，表示中国愿意向美国提供支援和协助，随后外长唐家璇访美，也表达了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的意愿。而当时的美国也因为“9·11事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对华关系也随之调整。2001年10月，小布什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APEC首脑峰会，中美两国元首在上海会面，并就建立中美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达成共识，自此拉开了中美反恐合作的序幕。在200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与中国公安部互设办事处，双方在情报领域互相交流，中国向美国提供了所掌握的有关“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情报。作为回应，美国也将“东突”列为恐怖组织，并冻结了其在美国的资金。

得益于反恐方面的合作，中美的双边关系得到积极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由“战略竞争对手”转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小布什政府表示中国是美国在外交上携手面对21世纪新威胁的伙伴，美国对中国也持积极的接触（engagement）、合作态度，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良性的阶段。

回到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同样需要也有必要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应该认识到的是，每个国家都受惠于传染病的成功控制，反之每个国家也会面临传染病失控的威胁。

中美之间微妙的疫情合作

不过，在此次医疗卫生事件中，中美对于合作的态度倒是颇为微妙。在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北美新自由贸易协定的仪式上透露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美国正与中国密切合作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不过，中方对这一消息采取了低调处理，并没有披露相关的信息。在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网上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美方提供的援助时，华春莹则表示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并对美方针对疫情的一些措施，如撤离使馆领馆人员、限制中国人入境美国，表达了不满。而到了2月7日，才有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于7日上午通电话的报道。2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发布消息称，美国将拨款1亿美元支持中国抗击新冠病毒，并协助向中国捐赠物资。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予以了确认和回应。

在此次疫情中，中国其实并没有主动寻求国际上的支援与合作，但对国际上的支持并不排斥，正如外交部所回应的，“中方始终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疫情挑战”，但同时也欢迎和感谢来自国际社会真诚友善的帮助和支持。而美国方面，尽管表示予以物质上的支持，但更多是从自身相对利益的角度考虑，更关注疫情对自身的影响，更关注在全球产业链中对中国的依赖。西方不少媒体称应借此机会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减少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的依赖。实际上，双方都未有像此前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般积极、真诚的合作意愿。

而另一方面，此前长时间遇冷的中日关系反而因此次疫情而有所回暖，从官方到民间，日本方面都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中日双方的民众也非常积极地互动。中日双方的友善程度在疫情期间远超其他国家。而2020年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并未因疫情的影响而取消，只是在时间上会做出改变，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原计划于四月进行的访问，现在预计会推迟至今年秋季。

面对共同的疫情威胁，国际社会有必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面对共同的疫情威胁，国际社会有必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正如许多医生与专家所说，人类与病毒的共存是常态，人类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病毒。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病毒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扩散，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应对方式愈发低效。加之生产方式的革新、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化的加深，现代化进程不仅带来更便捷、安逸的生活，同时也会带来人口密集、老龄化社会等问题。

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远不只是生产、资本、人口在全球的流通，它也包括医疗卫生、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全球化。以往某一个社区存在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都有可能演变成全球社会的共同问题。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此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MERS疫情，都显现出，传染病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防治传染病越来越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

在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国际合作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就全球公共卫生和防止传染病传播而言，这些合作包括建立公共卫生和防止传染病传播的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国家之间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交流、医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进行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和器材的共同研发等。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做好准备，在下一个意外到来之时，能够有充足的资源和方式来应对，将对全体人类构成威胁的危害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 张旭. 冷战期间美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D].渤海大学,2016.

[2] “U.S.-U.S.S.R. AGREEMENT ON MEDICAL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11, no. 4, 1972, pp. 770–772.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0690947 . Accessed 27 Feb.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