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

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答案。借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术语而言，就是“长期锁定理论”和“短期事故理论”。“长期锁定理论”首先出现。从孟德斯鸠开始，19世纪在西方关于中国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的是：认为中国是缺乏自我进化的政治和经济活力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这种将中国视为“没有历史”的国家的观点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在马克思看来，“亚洲专制主义”的特点是缺乏土地私有权、农业领域大规模的国营灌溉系统、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村落社区、对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官僚治理下的城市，以及一套专制且占用大部分经济活动富余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程，并将最终发展至共产主义制度；与欧洲这样的经历不同，亚洲模式只有王朝兴衰的周期，而不具备一个进化的历史。这导致马克思以积极眼光看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认为殖民者将亚洲人民从“东方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概念，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惊世名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中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根据他的研究，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私有财产制度，而且还发展出相当规模的商业体系、货币体系和手工业；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生态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在组织大型水利工程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这就要求国家发展出专制官僚体系，而且即使在商业发展的情况下这个体系也允许专制君主保持其政治主导地位。这种与治水密不可分的复杂政治经济体系高度稳定，只随着王朝命运的兴衰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这种用批判性眼光来审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观点在西方老一辈汉学家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他的合著者们区分了两种工业化的基本模式：英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在英国模式中，现代化是内生的。根据费正清及其同事的研究：

前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秩序本身为（工业革命的）孕育提供了框架。商业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随后的农业革命是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必然前提。内生的力量以新发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形式在打破平衡的力量的兴起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此相反，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符合第二个工业化的基本模式，即在现代化发生之前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打破传统均衡：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经济体系，消费消耗了所有的生产 （即使有净储蓄也非常微薄），因此经济只是自我复制，没有进步。虽然经济活动存在一些商业化，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够打破平衡的重要改变。

创作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倾向于采取这种观点。李约瑟认识到中国直至公元1500年左右都在全球技术进步中占据相当主导的地位，但令其最为费解的是：既然中国所有的发明和工程解决方案对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技术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未能引领中国发生类似的工业化变革？李约瑟认为社会分析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指出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消化各种各样的发现和发明，而这些发现和发明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却能扮演类似于定时炸弹的角色。

为回应“长期锁定理论”，世界史的“加州学派”提出了“短期事故理论”。这一学派包括了史学家王国斌（R. 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这些学者认为，在包括生态或家庭结构、技术和产业或金融和相关机构、生活标准或消费者喜好等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上，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西方之间（尤其是中国的江南地区和英国之间）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二者间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简而言之，彭慕兰认为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西方的第一次走运在于偶然发现了美洲，从而为廉价产品和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创造了市场，这为生产的工业化提供了动力。第二个重要的幸运之处是：那时世界上仅英国拥有位置便利的煤矿以及快速机械化的工业。

在中国内部，尤其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现代时代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即使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也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而且大量学者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史以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也著有许多关于中国国家和经济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都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进一步完善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对明末财政制度的权威调查中指出，该制度的特点包括不规范的税收和附加税、掠夺成性的官员和财政代理人，以及权贵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这些都印证了专制统治皇权的本质。

这种帝国时期中国政体的专制形象，虽然在更具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中继续盛行，但帝国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实证数据在很多方面并不支持这一形象。譬如，除了明朝早期（1368—1449）有过一段短暂的非常积极的国家建设过渡期外，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弱小，与现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国家的绝对主义作风相比，它对于其庞大社会只有有限的直接控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专制的“小国家”能不与超脱其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力量进行谈判，就出台一厢情愿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那样，恰恰是帝国时期中国国家的弱小，而不是其专制权力，导致了封建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