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十九大的使命着眼于第二个“百年”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不仅受到中国国内民众的高度关注，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议题。对此，常年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奔忙穿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感受更为深刻。近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席活动时，十九大都是他谈得最多也是最受听众关注的内容。

在十九大召开前夕，郑永年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指出，要探讨十九大的使命，可以将其置于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强调的 “两个百年”的构架中去理解，“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又到哪里去的问题”。

将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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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与过去相比，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任务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即中共成立1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

从现在算起，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共就要迎来第一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多数人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并非易事，但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十九大所着眼的更多是第二个“百年”。

我的看法是，十九大以后，中共会逐渐把重点从第一个百年转移到第二个百年。其实，到2049年也就剩30来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百年差不多正好由三个30年组成：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的30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30年；从十八大开始到2049年的30来年。

不管人们对未来抱有怎样的理想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0年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三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能掌握的便是眼下这个时代了。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推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大力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就改革的目标而言，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其目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四中全会的改革主题则是建设法治国家。一般认为，这个改革方案所强调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核心，便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那么，就今天而言，三中、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得怎样了？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怎样走下去？这些都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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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与过去相比，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任务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即中共成立10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

从现在算起，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共就要迎来第一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多数人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尽管并非易事，但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十九大所着眼的更多是第二个“百年”。

我的看法是，十九大以后，中共会逐渐把重点从第一个百年转移到第二个百年。其实，到2049年也就剩30来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百年差不多正好由三个30年组成：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的30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30年；从十八大开始到2049年的30来年。

不管人们对未来抱有怎样的理想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0年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三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能掌握的便是眼下这个时代了。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推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大力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就改革的目标而言，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其目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四中全会的改革主题则是建设法治国家。一般认为，这个改革方案所强调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核心，便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那么，就今天而言，三中、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得怎样了？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怎样走下去？这些都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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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郑永年：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的态势，但仍然维持在6.5％到7％的年增长率之间。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依然是所有经济体中最多的。到今天，没有人对中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建设成“全面小康社会”存多少怀疑。但此阶段后，中共要面对的任务并不轻松。

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说建设成富裕社会。在东亚，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成功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些具体的经济指标，比如人均GDP从现在的约9000美元提升到1.2万美元。但建设富裕社会，即便是要到达今天中国台湾地区的水平，即人均GDP2.3万美元的水平，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并不轻松。

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年中国也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产生很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中共出台了诸多有效的政策来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全国性的“精准扶贫”政策了。根据这个政策，中国要在整个“十三五”期间，每年在农村减贫1000万人口。放眼世界，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贫困或者再贫困化的现象，但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像中共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来这样做。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面临人口的贫困化，社会抗议运动日益增多，但政府束手无策，使得社会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精准扶贫”并不能替代整体社会制度的建设。即使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水平仍然较低，表现在社会建设投入不足、城乡分化、统筹级别低下、地区差异巨大等等方面。如果有效的社会制度得不到确立，国家整体现代化包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会受到影响。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化改革这个关键问题。

继续通过“三位一体”的

大外交战略实现崛起

中国新闻周刊：同样放在“两个百年”的架构中观察，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什么变化？未来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会呈现什么趋势？

郑永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经过不懈努力，现在中国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经验基础上，这些年来中国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大外交”或者“全方位外交”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的、中等国家的还是小国的。我曾把中国的大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战略。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不仅针对美国，而且也针对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发展大国之间发生争霸战争。

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些是贫困国家。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派代表参加了今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些年，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国就南海问题一度面临紧张的关系，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手段。这也是这些国家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全球化势不可挡，中国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5月份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释放出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大外交”也包括追求经济和战略两方面的均衡发展。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世界大国的发展都包括经济和战略两个方面。无论是曾经的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的崛起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海和与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对日本的挑衅并没有退让。在南海，中国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

我自己的判断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会通过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实现自己的崛起。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中国这样“韬光养晦”的大国。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大都发展出来了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发展，如何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25期。

中国把目光聚焦未来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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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三十年”打下的政经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有近900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执政党的区别之处在于这个党派具有自己的使命性。它的运行机制不一样，是通过实现它所设定的使命来掌握政权和取得合法性。每一届领导人都要设定一些目标，然后再通过这些目标去找能完成目标的人。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讨论最多的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百年，即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目标非常具体，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实地说，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对现在的领导集体来说并不算太难。十九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会逐渐把重点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转移到第二个百年目标。从现在到2049年也就是30多年的时间。今后30年要做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思考前面毛泽东时代的30年做了什么？邓小平时代的30年又做了什么？然后就会知道未来30年要做什么。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做了什么？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困难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个非常贫困和混乱的时代。毛泽东一代通过艰苦的努力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基本的国家制度也建立起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大的基本制度都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例如妇女解放，今天中国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比例比东亚的其他社会都要高，在社会参与方面，中国女性的地位也相对较高。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也同样不可忽视。1977 年、1978年前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低，但当时中国基本的治疗、教育等制度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建立起来了。中国的农村不管多么小，一个老师、一个赤脚医生肯定是有的，虽然专业化程度非常低，但毕竟是建立起来了。

邓小平时代也做了不少事情，主要是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贫穷社会主义搞不下去。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邓小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他认为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掉并不是因为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民主，而是因为当时苏东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去发展经济，向老百姓提供经济利益。有了这一判断，才有了1992年的邓小平“南 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在“南巡”之后正式产生和提出来的。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之后几年的改革都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构架内进行的。在这个理论构架下，中国一些基本的现代国家经济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无论是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加入世贸组织（WTO）。邓小平时代彻底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贫穷国家的而貌。中国从一个那么封闭的国家变成那么开放的国家，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家部委就有100多个，现在很难想象。如今改革后只剩下25个部委，从100多个减少到25个，没有政治改革是做不到的。这在中国被称为机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改革，中国如何能够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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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潜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现如今这个时代要做什么呢？这代领导人的自身定位是什么？这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哪一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描绘的蓝图要完成的任务还有哪些。

第一，在经济上，尽管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如何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国家则面临巨大挑战。这些年中国讨论最多的就是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把自己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的人均GDP从今天的接近9000美元提升到1.2万美元，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即使要提升到今天台湾地区的2.3万美元（“亚洲四小龙”中人均GDP 最低的经济体）的水平，那还要前进很大一步。这就是为什么要提躲避“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当年“亚洲四小龙”躲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几个条件，一是经济体量比较小；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都不错，“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是跟西方走的近，属于西方阵营。西方经济本身就处在上升阶段，而且西方基本上也没有给这几个经济体制造很多困难。

但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很不同。第一，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而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更不用说“亚洲四小龙”了。第二，中国经济体基本不属于西方阵营，因为中国跟西方的体制有很多矛盾，中国尽管跟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但西方对中国还是非常猜疑。中国企业到西方去，但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让中国资本进入。第三，现在西方经济本身在下行。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要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很难，能维持现在这个水平都已经不错了。

这些内外条件表明，中国躲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很艰巨。不过，我认为，中国有潜能躲避“中等收入陷阱”；困难的确很大，但如果不犯大的错误，中国有可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如果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例如达到今天台湾地区的水平，它的经济体量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会大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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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还有长路要走

第二，社会建设方面怎么做？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一心一意搞经济发展，但忽视了社会建设，或者说对社会建设重视不够。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方面做得较好，除了韩国，这些经济体都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因为政府主动搞社会建设，在起飞以后的20多年里把社会的中产阶级做得很大，超过了70%。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经历了100多年，而这些经济体不到30年就把中产阶级社会建设好了。

中国改革开放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时刚好是里根和撒切尔革命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有很大影响。当然也是因为改革之前的中国实在太穷了，一改革开放，大家都去发展经济，很容易忽视社会建设。

医疗、教育、住房，这些不是一般的产业，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如果这些产业成为暴富产业，社会肯定是不稳定，因为这是人人都需要的。现在中国人为什么都喜欢钱存银行,不喜欢消费？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买了房子就变成房奴；小孩上学家长就变成孩奴了；家人生一个大病的话，整个家庭就有可能陷入窘境。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老百姓必须要自救，就不敢花饯。

要建立消费社会就需要中产阶级很大，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是同一件事情。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建立消费社会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中产阶级仍然占比很小。不过，十八大以來，领导人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包括精准扶贫。总体上说，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还有政治问题要解决。西方所讲的民主化不是中国的政治改革议程，但政治问题不可回避。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核心是建立法治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

毛泽东时代解决了国家统一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国家经济问题，今后的30年需要解决制度建设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的执政党可以长期执政下去，社会可以稳定，到第二个百年也就是2049年，中国就可以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了。我想，这也就是中国梦。这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

本文转载自《参考消息》总第8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