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那些心怀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

一个人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先注意到什么，其实可以预见。留学在伦敦这样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多、什么都不奇怪的多元化文化大都会里，吃货率先尝试了邦德街和绿荫公园附近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文青马上盘算着其实看不懂的泰特现代艺术馆会不会比传统的国家画廊更能衬托气质（“逼格”）；上帝的子民还在犹豫周日牛津街东口剧院里如同演唱会风格的祈祷仪式会不会太新潮，“大学生同志”已经果断地在克来芬公园的暮色中在一侧的裤兜里揣上故意露出一截的手绢（或者翻出裤兜的白底）……

如此种种肯定不是纯粹的机缘巧合，人总是最先被自己一向关注的事物感召，进而投身其中。在抵达伦敦的第三天，伦敦大学（以下简称伦大）学生会总部楼钉在梧桐树干上的海报就将我引向了马列主义小组的活动。自此，本人陆续接触到了伦大校园里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们。

马列小组的成员

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情结的伦大左派们基本都是依托马列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而广义上的伦大的马列小组不止一个。一般在伦大学生会会址内活动的马列小组可以被视作狭义的伦大马列主义小组，这个组织有时也自我标榜为 “第五国际”的伦敦支部。而事实上除了这个组织，伦大的各个学院一般也都有本学院的马列主义小组。特别是在位于伦敦内圈的几个学院里，如大学学院(UCL)、政治经济学院(LSE)、国王学院(KCL)等，他们各自的马列主义小组也会开展自己的活动，这其中又以亚非学院(SOAS)的最为活跃。

根据我的粗略估算，将偶然参与的外围人员计入，总体规模逾百；比较稳定的成员大约在六十到八十之间，但是真正高频参与各类活动的积极分子不过二十余人。

从个人身份来说，伦大马列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学生为绝对主力，而留学生又是学生群体中的大半。全职、兼职学生加起来估计占到总人数七成以上，其次是受聘于伦大教学系统、行政系统、后勤系统以及学生会等团体的在职人员，人数大约占两成。可能毕竟是在伦大，马列主义小组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除了个别来自后勤系统的工人，其他人员均受过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硕士及以上阶段的成员能占到六成以上，而且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该群体培养了组织内绝大多数骨干人员。

既然学生构成了伦大马列主义小组的绝对主要成分，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人资产了，套用马列的话语，马列小组人员的个人物质生活水平主要取决于其家庭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那么情况自然是：差距很大！这其中有人出生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有人是第三世界国家劳务输出到英国的普通清洁工。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大多数人，情况也是充满差异的。然而这些经济状况迥异的人能凑在一起正儿八经地学习《共产党宣言》，讨论欧洲的工人运动该走向何方，研究拉美左派的前景，没有理想主义的支撑，恐怕是做不到的。

马列小组成员的国籍和族裔十分多样，但是总得来说无外乎欧洲、拉美两大稳固的集团，剩下像我这种零星的参与者，就只能算是散客了。拉美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是马列小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是留学生，人数甚众，其母国又是大量欧洲左派社会主义人士开展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对象，因此普遍与欧洲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

另外，时值拉美多国左派执政（约2010—2014年），拉美集团在圈内被赋予了相当的期望。美国比较特殊，以欧洲的标准来看似乎是一个盛产左派而少有社会主义者的地方。这涉及了“左派”与“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下文会专门另作说明。

这里我紧接着要强调一个现象，按说不合理，却也不意外的是，伦大马列主义小组历来缺乏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人民的身影。考虑到朝鲜情况比较极端；古巴和越南可能是政治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尚不足以支持在海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形成相当规模的留学生团体；目前依旧能以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身份来参与讨论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人了。然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俨然没有几个对此感兴趣的。虽然中国留学生已经是英国境内外国留学生的第一大群体，伦大马列小组里，我从未见到一个同胞。根据老会员当时（2010年）的回应，在过往的五年中，包括我在内，参与小组活动的中国人不出三名。

“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

上文提到美国盛产左派而少有社会主义者的细节，这涉及“左派”与“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上文仅仅从正方向描述了伦大校园里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是”谁，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则有助于解释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不是”谁。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至少在伦大的环境中，“社会主义者”当然属于“左派”，但是“左派”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因为所谓“左派”和“社会主义”毕竟都是涵盖极广的概念，某些自由主义社团的诉求根本不涉及“社会主义”，但是不仅他们自称左派，在西方语境下，他们的思想理念和实际行动也都必然被评价为“左”。

比如，伦大有一个学生社团，专门旨在帮助被英国边境管理机关扣押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法入境人士取得难民身份（以使其不至于被遣返或长期扣押）。彼时（2010—2011年）英国因为美国反恐战争、南苏丹独立、海地地震等原因面临的难民压力也不轻，但是总体来说尚可应付；而如今叙利亚局势所导致的欧洲难民危机持续发酵，不知道这个社团的左派主张会不会令他们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一群人。每当牵扯到人道主义、人权这类议题时，左派中总有人能比其他人走的更远。

2013—2014年期间我同班的某德国同学一直在团结其他人权律师进行一项她在德国时就已经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即争取说服美国政府将阿富汗战争中俘获的中国籍维吾尔族武装人员（据说共有22名）移交至德国。她的理由非常简单：德国是维吾尔人在欧洲最大的聚集地，接收条件比较成熟，而这些维族囚犯也明确表达了对于德国的向往，所以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他们应该拥有这个权利。在西方的语境下，类似这样的人显然属于左派，但是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什么瓜葛。

因此，我真正要讨论的这个群体需要从相对更为广泛的“左派”集合逐步收拢到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这个子集。某种程度上可能因为是“左”在战后的西方民主秩序中更容易显得具有批判精神，乃至在当今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更容易占据道德优势，所以英美高校中的左派阵营是十分壮大的。尤其是在发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这些似乎天生带有左派气质的专业里，右派反倒是稀罕。芸芸左派之中谁才是“社会主义者”呢，马列小组成员们给出的鉴别标准最终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和政治参与的代表制两个方面。

毫无疑问，马列小组成员的普遍观点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至少是总体上施行公有制的才是社会主义者。仅此一点，其实已经将相当多数的美国左派排除在外。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施路径，马列小组中曾有人提出过一整套方案，其基本逻辑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大部分都可以被垄断到国企手中，而在国企的发展中，工人通过加强工会的力量来控制国企，进而最终控制国家命脉。这套理论的核心在于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

这套理论的发明者，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1980年代在复旦大学做过交换生，据说后来在北京的广场上亲历了八九风波。然而他本人对中国现有体制并没有失望，并且持续关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他本人是颇为自信的。在交流中，我提出了某些相关疑问，他和其他马列小组成员积极地做出了回应，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先前的某些认识。

我首先提出马克思所处大工业时代早已过去，当今世界中最具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基本都不再是工厂，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从事服务业的白领，是否适用于工人阶级通过控制工会而控制国企，进而控制国家的方案？进而一个更深层次的考量是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完全市场经济中的最具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企业鲜有国企，想要实施以上方案存在根本困难。

对于第一重考量，以上方案的设计者认为可能是翻译瑕疵误导了包括我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对于“working-class”的理解。他与其他马列小组成员反复确认的结果是“working-class”在中文中也许更适合被翻译作“劳动者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即一切尚需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来维持生活的人。反过来说就是只有那些极少数完全可以仰赖资产自身的升值而不用去出卖劳动力的人才是剥削阶级。

说白了，“只要还担心丢掉工作，你就是劳动者阶级。”（讨论中，我举例说伦敦金融城某投行高级经理，年薪天文数字，名下股权、债权、期权皆备，物业多处，有基金对冲，叫啥？他们说那这人一旦丢掉他的工作，这些不也是浮云吗？既然是害怕丢掉工作的，就是劳动者阶级的一份子。）一旦广泛的“劳动者阶级”的概念修正了刻板的（局限于第二产业前线的）“工人阶级”概念，我之前的担忧自然得到纾解。关于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可以暂时予以搁置，凡企业都是可以成立工会的，而这个企业里的工会由该企业的劳动者阶级控制。当劳动者已实际支配生产资料，剩下的，就是由某特定劳动者群体占有的生产资料如何转变为公有制的这一步了。

这个问题正好也是我方才提出的第二重忧虑，即根本上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将非公有制企业最终转化为公有制。这个问题即便在马列小组里也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原则上，大家一致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最终是要落实的，但另一方面也承认现阶段左派们缺乏一套哪怕只是在理论上经得起推敲的具体方案。暴力夺权、全面革命老路显然没有得到马列小组的支持，尤其来自东欧的留学生们对此颇为警惕。

部分拉美的留学生们则倾心于一个初步的设想，即通过对于代表制的不断完善来逐步扭转人民对于所有制的偏好，从而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铺平道路。这种提法其实基于一种似乎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即政治参与中存在某种充分合理的代表制，它能够在实现个人政治权利与个人财产脱钩的同时充分保障前者，因此不再会有人纠结于自己到底占有多少生产资料。而且这种假设也还存在太多值得商榷的其他细节，比如持有较他人更多的财产本身是不是一种政治权利，抑或纵使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被完全保障了，他是不是就不再需要依靠个人财产去实现任何其他利益。总之，在方案设计上，马列小组成员带给我的疑虑要远比他们能说服的内容更多，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他们看来，只有愿意为了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对现有的（政治参与）代表制做出改革，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者。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某些第五国际的人看来，刚才排除暴力夺权、全面革命方案的时候，伦大马列小组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就已经暴露了，“托派”对此并不乐见。那么伯恩施坦、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恐怕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不过我倒是颇能理解该点，在英国人颇为自豪的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渐进社会主义）的推动下，伦大马列小组表现出这种倾向本来就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吧。另外这种局面也巩固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认识，即所谓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从来都是值得怀疑的，物质上的困窘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协同。只是我确实是被伦大校园中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们感动了的，因为他们的联合并不是基于财产，而是信仰。

在文章的最后，请允许我为伦大校园中具有社会主义情结的左派们补充最为感性的一项鉴别标准：左派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精英主义的信徒。上文提到伦大的马列主义小组里也有出生富裕阶层的，这其中就包括这么一位——平日生活相当朴素，跟我一起穿Primark（相当于国内服装批发市场）的衣服，吃超市的Meal Deal（廉价营养套餐），最值钱的东西不过一辆“死飞”（固定齿轮自行车——编注）。要不是某次欢送一个拉美左派时借用了他家的地库餐厅，哪知道该君家住伦敦相当于北京三环地段的独栋别墅，大学前接受贵族私校的教育。

作为银行家的后人，他没有选择“高、富、帅”扎堆的金融专业，而是在同情心和理想主义的引导下选择了以第三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发展学，并在学术之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左派的实践中去。让我多少感到意外的是该君不能容忍那些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被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不公——经由劳务派遣而在伦大从事清洁工作的拉美工人比起他们直接与伦大签署劳动合同的同事每小时少收入零点几英镑，于是该君和马列小组的成员们为此持续抗争了数年。如今他的祖国因为一场公投退出了欧盟。

许多中国留学生批评公投是不负责地将政治议题草率地抛给不具备专业判断能力的普通国民，而这些普通国民未必知道什么才是对英国好的。而该君评论道：如果你担心他们的选择会让你实现不了你想要的，下次记得和他们一起实现些他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