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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心旖

张心旖:共同富裕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12. 30, 2021  |     |  0 comments


导读:

202110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文章,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方面,强调“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思路,并明确提出“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具体要求。在国际上,联合国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等指标评价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该指标的构建深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进而成为世界范围内评估收入不平等、贫困等问题的重要理论参照。本文以“可行能力”视角切入,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一政策目标做出解读。


一、共同富裕为什么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2020年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468,与20080.491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警戒线0.4,近年来持续处于收入不平等程度高、收入结构不稳定的局面。[1]这样的局面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低收入群体数量仍然可观。2020年月收入仅1000元左右的群体仍约有6亿人;[2]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中的“脆弱中等收入”占比仍然较大。[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有约4亿人(约为总人口30%)的三口家庭年收入在10-50万元之间,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其中收入在“10-20万元”内的脆弱中等收入人群占较大的部分。[4]

共同富裕既要继续通过“做大蛋糕”走向富裕,也要通过“分好蛋糕”实现共享。“分好蛋糕”要求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共建共享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二、关于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讨论


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各界专家学者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从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精准帮扶三个角度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举措,一是,主要通过一次二次分配手段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通过提供公共就业、社保兜底和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三是,精准帮扶重点人群,即面向农村人口、农民工市民化、老年人进行精准帮扶。[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并就流动通道、公共服务、中小企业三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三大政策工具:打通城乡各要素之间的双向流动通道、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包括职业教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6]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扩充中等收入群体需要(1)稳定现有“脆弱中等收入人群”;(2)帮助低收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具体从畅通流动通道、直接税政策、三次分配重自愿、盘活农村资源、优化营商环境、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等方面提出对策。[7]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李超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是打通向上通道,涉及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公平、技能培训、反垄断四个主要方面,并强调了二次分配(税收、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重要性。[8]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分别面向产业工人、农业转移人口、农民等群体,针对性地实施人力资本、公共服务、财产性收入、社会流动等方面的政策,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更多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公平机会。

综上,各界专家学者对于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着基本的共识,一是,打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通道和低收入人群的向上通道,保障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平机会。二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福利支出[9],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提高均等化水平,促进机会公平。三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拓宽其收入来源(如财产性收入),给予低收入人群更多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这些学者的共识体现了推动“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即每个人选择其所珍视生活的自由)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和手段的重要意义。


三、“可行能力”的视角


“可行能力”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在对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等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森提出了以个人实质自由为核心视角的“可行能力”理论,关注人们具备的可行能力和自由,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和享受他们珍视的生活。森认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目标和手段。[10]与功利主义的后果论和自由主义的自由绝对优先论不同,“可行能力”能够克服前两者的缺点,通过接受更多的基础信息,建立更加包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森还初步提出了五个工具性自由,分别是(1)政治自由;(2)经济条件;(3)社会机会;(4)透明性保证;(5)防护性保障。[11]从评估个人状况的角度来看,森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功能束的合集)可以判断个人的处境。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更进一步,森还将贫困、不平等、低收入等状况与低“可行能力”建立了工具性联系,强调收入与“可行能力”联系需要注重的多样性因素。[12]

在利用“可行能力”视角分析贫困问题时,阿玛蒂亚·森指出,利用传统的“收入短缺”视角来评价不同情况下不同人的处境是有局限的,因为同样的商品和服务给到不同的人,他们所能转换成的生活质量是不同的。[13]相比起平均主义、功利主义仅仅关注收入和效用,“可行能力”更关注的是其带来的功能束所能改善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森将普遍的认知重点“收入短缺”转向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进一步强调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森并不否定收入是分析贫困问题的要素,他认为收入是重要的“手段”。[14]但需要充分意识到“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差别,以及人们将“手段”转化为“目的”的“可行能力”之间的差别。反过来说,虽然改善人们的可行能力会扩展生产力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但是不能因此放弃对贫穷问题的特质进行基本理解,即理解“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情况。


四、“可行能力”视角理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可行能力”视角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要求。另外,推动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是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已经成功地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低收入群体可以简单理解为“相对贫困”的群体。因此,“可行能力”视角分析贫困问题的方法可以给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提供有益参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量个体差异性导致的“可行能力”剥夺。在评估公共政策的实施时,森指出,旨在解决贫困或者低收入问题的政策应当至少考虑四个方面的差异性因素,(1)人本身的特性差异。人的特性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些特性是作为政策制定的分组状况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年龄、性别、社会角色、地域等等。(2)人的转换(converting)能力差异。由于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个人将收入转换为功能的能力可能缺失,因此转换能力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3)家庭内的不平等因素。家庭内的广泛存在资源不平等,因此政策要充分考虑自由丧失(例如由于进行“不被承认劳动”花费的时间和努力)及相关因素造成的贫困。(4)收入“相对剥夺”因素。这个要素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去理解贫困。人们可能为了避免“社会排斥”,导致购买“合群”的装备以致贫,表现出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15]

习总书记在谈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时,也提到了五类群体,包括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基层一线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这充分体现对不同特性人群差异性的考量。另外,结合差异性因素,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一方面,识别和瞄准中等收入人群的潜在群体需要考虑性别、地域、转换能力、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当前确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统计主体为“三口家庭”而非“个人”,可能会隐藏由于家庭内资源分配不平等因素造成的个人相对贫困。

(二)评估人们的“可行能力”剥夺情况。“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是习总书记对实施“扩大收入群体规模”措施的总体要求。精准施策要求根据低收入群体的特点提供针对性的扶助政策。低收入群体在经济状况方面的直接表现是“收入短缺”。然而,当我们借助森的五个工具性自由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收入短缺”是经济条件自由被剥夺的其中一种表现。除此之外,还有政治、社会、安全、保障方面的机会和自由。因此,在考虑不同群体收入增长策略的同时,“可行能力”启发我们,低收入群体或者脆弱中等收入群体还可以被视作是多方面“可行能力”不足的状态,而推动这类群体共同富裕,则可以通过更多元的赋权(Entitlement[16],提升他们“选择其所珍视的生活的自由”的能力。

(三)强调“收入”作为解决贫困的单一“手段”的局限性。森认为增加收入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克服贫困的目的是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生活。因此,应当考虑除了“收入”之外的其他“手段”,提升帮助实现这些“目的”的“可行能力”。

前文提到的关于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共识,包括畅通流动通道、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都是推动克服贫困的“手段”的集中体现。正如森所说的“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仅能直接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能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教育和医疗保健越普及,则越有可能使那些本来会是穷人的人得到更好的机会去克服贫困。”所以,医疗、教育等等虽然不能直接增加收入,但是却能够增加低收入人群的防护性保障,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发展能力和社会机会。

而另一方面,“收入”手段的局限性还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内容实际上应当超出“收入”本身。比如,蔡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涉及收入、就业、居住、基本公共服务、储蓄、财产性收入、消费,共7个维度:

总体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具有在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和适度的财产收入,并且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17]

然而,即使这些手段的功能是明确的,但将这些手段转换成人们所追求的生活的能力则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要素,也就是人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可行能力”,利用这些手段来实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功能和成就(functionings and achievements)。

总体而言,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方式方法,“可行能力”带来三项重要启发。第一,它强调个体之间的多样性特征,提醒政策制定者要考虑个体所处境况的差别。第二,它提醒我们发展要审视人们可行能力剥夺的状况,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第三,它明确手段目的自由之间的差别,认识到发展就是要拓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帮助人们提升“自由选择过其所珍视的生活”的能力。相信这将对我国推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带来新的启发。



[1] 2020年《中国住户调查统计年鉴》;《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9/t20210929_1822623.html

[2]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17496.htm

[3] 专家解读共同富裕:防止脆弱中等收入人群掉队建议加大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https://i.ifeng.com/c/89Aza45yYOJ

[4] 同上。

[5] 蔡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0-12/07/c_1126829653.htm

[6] 刘世锦:新倍增战略——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与选择。http://www.china-cer.com.cn/zhonghong/2021120315981.html

[7] 专家解读共同富裕:防止脆弱中等收入人群掉队建议加大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https://i.ifeng.com/c/89Aza45yYOJ;李实,杨修娜 :中等收入群体与共同富裕。https://www.cdrf.org.cn/jjh/pdf/zhongdengshouruquntiyugongtongfuyu.pdf

[8] 李超:收入分配改革是共同富裕重要抓手。https://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eew5hg28

[9] 蔡昉提出,如果人均GDP1~2.5万美元之间,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应当从26%提高到36%,就可以建成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来源:蔡昉:共同富裕三途,借助再分配的手段改善收入结构https://m.yicai.com/news/101146194.html

[10] 阿玛蒂亚森[].森任赜, 于真[]. 以自由看待发展 :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p39,162.

[11] 同上,p49.

[12] 同上,p191-194.

[13] Sen, A,KOn Economic Inequality, expanded edition with a substantial annexe by James E. Foster and Amartya S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11.

[14] 阿玛蒂亚森[].森任赜, 于真[]. 以自由看待发展 :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p197.

[15] 同上,p191-194.

[16] Nussbaum, M. 2003. 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 SEN AND SOCIAL JUSTICE. Feminist Economics, 9(2-3), pp.33-59.

[17] 蔡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http://www.qstheory.cn/qshyjx/2020-12/07/c_11268296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