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土地是信访之母？

编者按

真正厉害的上访人，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不接收转账只接受现金，第二就是从来不突破法律的界线让自己被抓起来，第三是懂得制造声势而又不让事情失控。

每当听到别人说“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时候，镇长老董都会回想起那些年因为土地而引发的信访故事。也许他更愿意相信，土地是信访之母。

当然，也不是所有信访都因土地而起，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信访确实是因为耕地或林地的纠纷而产生的。1982年，花镇分田到户。1997年，开展土地的第二轮承包。话说在2000年初税费改革之前，因为税费负担比较重，很多农民将土地抛荒，离开村庄到外地务工。这些抛荒的土地往往由留在村里继续种田的农民接手，而附着在这些土地上的税费负担也转移到接手的农户身上。

税费改革后，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费，而且不断增加农业补贴。这个时候，那些原来放弃土地的农民就想着把原来的土地要回来。这自然引起了那些留在村里种田并且老老实实缴纳农业税费的农民的不满。村干部自然也不希望将土地分给这些人。结果，围绕土地的分配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

除了土地问题引发的信访，其他剩下的信访案件中，大部分则与干群矛盾相关。老董清楚地记得，有一个上访户因为对村里的书记不满，一直到北京上访。后来，党委政府为了平息这个信访案件，对村书记做出了处分和停职。这个村书记确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书记被停职之后，这个上访户就不再上访了。然而，被处分的村书记则开始走上上访之路，到处反映地方政府的问题。

二、我等了五年才等到十九大

回到土地信访的议题上，首先浮现在老董脑海中的是徐姐的案子。当年徐姐和老公因为厌倦了农业税费的负担，两口子在外面做起了生意，土地则丢给老公的弟弟耕种。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徐姐的那块土地登记在他老公弟弟名下，由其承包耕种。

过去呢，土地不值钱，还是个负担，徐姐避之唯恐不及。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当年被嫌弃的那块土地逐渐成了镇郊的土地，不仅不用像过去那样缴纳农业税费，而且还有农业补贴可以领取，甚至还有被征用开发的机会。看到土地开始增值，徐姐就想把这块土地要回来。但是老公的弟弟坚决不给。徐姐就找到村干部，要求集体把这块地重新分给她。村干部自然不肯，徐姐因此走上了十几年的信访之路。

在老董看来，徐姐是个很聪明的人。每次上访，她都能很好地掌握分寸，只去国家信访局登记，从不把动作搞得过大。因此，老董他们也找不到她的破绽，很难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强有力的处置。每年两会期间或者国家召开其他重大会议的时候，徐姐都会跑北京去。别看她只是跑国家信访局登个记，对老董和他的同事影响却很大。老董他们只能想方设法进行阻拦。上访群众自然会不满，他们的口头禅是，我等了五年才等到十九大，你还不让我去！

徐姐这个事，老董他们也是想尽了办法。后来，他们找了个老板，让他把这块地买下来，以此切断徐姐上访的根源。老板找到之后，政府就开始帮忙办土地手续搞开发。整个征地过程，都是让徐姐直接和老板谈判。最后，老板花了几十万元把这块土地征走。补偿款呢，则是直接交给徐姐。徐姐留下大部分的钱，拿出10万元交给老公的弟弟，并告知这是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拿到的征地款。实际上，老公的弟弟对这块土地也颇为不耐烦，因为它跟周边的土地都有纠纷。因此，能够把土地“卖掉”，得到现钱，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老板拿下土地之后，本来想办个加油站，但因为手续存在问题，结果加油站没有办成，倒是盖了个大酒店。

在花镇，很多农民都会跑到山上开荒种田，并且长期形成了“谁开发、谁享有”的产权观念。后来，为了控制水土流失，政府不允许再进行土地开荒，并且鼓励农民相互举报。有一次，老实人大飞因为开荒被举报到林业站，罚了3000元。为这件事，大飞还找了其他亲戚说好话，否则罚款应该远大于3000元。之后不久，大飞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当地开荒很普遍，只要没人举报，就没人找你麻烦，那为什么别人开荒没有遭受罚款，只有自己这么倒霉？

林业站的领导安抚他说，没办法，有人举报你了，我们就要处理，如果你不服气，你也可以举报那些开荒的人啊。大飞认为林业站再怎么说也是处理不公，于是走上了信访之路，后来甚至发展到进京上访。林业站不胜其烦，决定把3000元退还给大飞，让他不要再上访了。大飞不答应，认为自己还遭受了精神损失费，而且上访还开支了不少钱，要求至少补偿他五万元。

林业站认为这个价钱不合理，拒绝了大飞的要求。于是大飞继续上访，并且开始反映村干部开荒的问题。老董和他的同事不得不频繁进京去接大飞回来。有时候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老董他们就请保安公司去接大飞。

有一次，因为村里的灌溉问题，大飞把派出所的车砸了，终于被抓起来判了一年。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个泉眼，主要用来解决本村的农田灌溉问题。一般来说，农闲的时候，别的村也可以用这个泉眼的水，农忙的时候则只能专用于本村的灌溉。

当时政府搞了一个农业项目，把这个泉眼和渠道加固了一下。大飞因为上访的事情一直对政府心怀怨气，就带头组织老百姓把这个渠道给砸了。他们这个小组的人都喜欢扯皮啊，老董无奈地摇着头。

接到信息后，老董和派出所的弟兄一起赶到现场。一看，大飞正起劲地砸那个刚修好的渠道。大飞发现一辆警车朝他靠近，一怒之下把手中的农具直接朝警车砸了过去。老董赶忙上前抓住大飞，让他冷静冷静。大飞根本冷静不下来，即使警察把他双手扣起来准备带走的时候，他依然对着老董说出凶狠的话，说等他出来后一定杀了老董。

对于这种威胁，阅人无数的老董并没有被吓住。在基层工作，遇到这样的事并不稀奇，老董大概也是习惯了。一年后，大飞从监狱出来。他并没有真的去杀掉老董，牢狱生活把他的脾气磨平了不少。现在他也不闹事了，也不上访了，见了老董还会打声招呼。

当然，老董偶尔还会接到大飞打来的电话，主要是希望老董给他弄一个低保。但是大飞并不符合低保的条件，老董也只能耐心地安抚他。

五、一张假的飞机票

在大飞身上，老董他们除了接访的费用，倒是没有多给一分钱。他要不是一时冲动砸了渠道，砸了警车，把事情闹大了，老董他们也拿他没办法。在老董眼里，大飞属于那种没有策略的人，真正厉害的上访人，第一不接收转账只接受现金，第二就是从来不突破法律的界线让自己被抓起来，第三是懂得制造声势而又不让事情失控。

大头就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之所以上访是因为没有得到山林征收的补偿款，而没有得到补偿款的原因是他根本就不符合补偿标准。但是大头坚持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补偿，并因此持续上访。后来村里给了他一半的补偿，以示安慰。但是这种安慰反而激发了大头进一步上访的动力。他不断控告村干部，把老董他们折腾得够呛。为了制造上访的效果，大头还到处串访，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信访小组，一去就是四五个人。

有时候，大头还会谎报闲情。有那么一次，大头找他的朋友给他做了一张假的飞往北京的飞机票，拍了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里。老董当时看到后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通过各种眼线才发现大头只是虚晃一枪，他本人还在花镇待着呢。到现在老董仍然没弄明白，这飞机票居然也可以造假。

如果不用自己去接访，跟这些人聊聊上访路上的故事，估计也是蛮惊心动魄吧。夜深人静的时候，老董有时候也会想起徐姐、大飞和大头他们。

★ 本文作者：林辉煌，社会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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