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丨镇长的信访故事：他扛不动尸体！

在所有信访案例中，有三分之一是合情合理的，有三分之一是胡搅蛮缠的，还有三分之一纯粹是刁民。（图源：网络）

涉法涉诉信访也许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最头疼的信访类型之一。一方面，此类案件所涉之事往往都比较严重，信访当事人一般都相当决绝，不容易妥协；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牵涉法律诉讼，终究是比较敏感的事情，无论如何处理，都很有可能侵损法治的尊严。既然牵涉司法，地方党委政府当然希望这些信访案件最好就留在司法系统内部，无论是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还是按照信访程序解决都好。然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很多此类案件还是会从司法体系溢出，成为地方党委政府的烫手山芋。

1. 他抡起手中的刀

来花镇当镇长之前，老董在县里和其他乡镇都干过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年，他曾经分管过镇里的信访维稳工作。那简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想起来仍免不了有些心惊肉跳。 

真不是人干的活！老董紧锁着眉头，微胖的脸庞爬满了无奈和自嘲。 这一天，他和外地来的一位老公安聊了起来。他们之所以认识，是因为前些年老董在外地截访的时候，得到过老公安的帮助。说起信访的那摊事，两人惺惺相惜，一来二往就熟络了起来。有时候因为出差，只要时间允许，两人都会碰个面，各自吐槽一下工作生活上的一些糟心事。 

聊到兴头上，老董想起了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个信访案件，就跟公安部门有关。 你说来听听，老公安眯着眼，来了兴致。 

那两户是邻居来着，长期都有矛盾。农村嘛，家长里短，在所难免。那个时候外出打工的又不是那么多，天天接触，矛盾更容易产生。话说那一天，农民正忙着收瓜卖瓜，忙的不亦乐乎。这一家的人普遍高个儿，另一家的身高则矮不少。在运输西瓜的路上，两家人的车不小心撞到一块。要说也不算严重，无非是刮擦了一下。但是因为两家人长期有气，这一刮擦就产生了火花。 

三下两下的，两家人就打了起来。从结果来看，双方都受了伤，但是矮个一家受的伤比较重一些。正如以前一般。身高体壮在农村至少有两个好，一是干活有劲，二是打架有力。 

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服气慢慢转化为怨气，最后在这次打架中得到了彻底爆发。小个儿子决定不再忍气吞声，在晚上的时候偷偷溜进邻居家里，趁着夜色，抡起手中的刀，将熟睡中的大个儿子给杀死了。完了之后，小个儿子把尸体背到附近一个废弃的粮仓藏了起来。 

2. 他背不动尸体！

当然，尸体很快就被发现了，公安也没有费很大的劲就查清是邻居小个儿子下的手。之后不久，小个儿子就被判了死刑并很快得到执行。按理，事情到此应当了结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个一家却从此走上了信访之路。 

你没听错，是大个一家，不是矮个一家。 什么原因呢？老公安吧唧着花生米，饶有兴致地问道。 他背不动尸体，老董将庞大的身躯往椅背上用力一靠，仿佛可以把这个案子的真相压出来。大个老爹坚持认为小个儿子不可能背得动他儿子，一定有同伙共犯。比如矮个老爹。 

大个一家，就这么个宝贝儿子，而且是被向来瞧不起的邻居矮个儿子给不光彩地杀害了。这么一下，大个一家的两老几乎是精神崩溃。他们的余生，不会浪费在种地种瓜上面，所有的生命力都只往一个点聚焦：把那些个杀害儿子的同伙绳之以法。 

同伙共犯一说，当地公安是不认可的。但是大个老爹非常坚持。我的娃这么大，你的娃那么小，怎么杀死的，杀死了他也扛不动尸体啊，他绝对有帮凶，公安一定是包庇了那些坏人。大个老爹翻来覆去说这些话，一说就是好多年。 

这些话呢，他们知道在当地说没什么用，只有信访往上说才管用。因此，这些年来，老两口就长期住北京，几乎是隔两天就去一趟国家信访局，而且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在老家待着的只有他们死去的儿子，在殡仪馆里躺着，始终没有火化。 

老公安知道，那些常住北京的老信访户，一般都住在那个知名的上访村。 

3. 消停不下

这下可苦死我们了，老董两手一摊，仿佛心中的苦用两手都环抱不下。特别是一到两会或者其他重大节日，上面就要我们去北京把人给接回来。我们找到人之后，两老就会破口大骂，怎么说也不肯跟我们回来。后来闹腾了几次，我们就跟他两商量，能不能这样，你们这么困难，就让政府出面来帮助帮助你。大个老爹一听，就提出了要求，要政府给他在城里买一套房子，带门面房的那种。 

这不成，政府哪有这个本事。老董无奈地说，你们回来吧，不要去北京了，回来帮你们找份工作。老爹并不在乎工作机会，但是政府每年在他身上砸的钱可真不少。特别是两会期间，上面是一定非要把他弄回来。能怎么办？我们只好派一个车，派三个人，天天陪着他到处旅游。他住宾馆，我们就跟着住宾馆，他进饭店吃饭，我们就跟着吃。只要他满意，不上北京去就成。 

时间一久，老爹也摸清了上访里面的道道，到处当导师指导那些上访的新手，这些年也带出了不少徒弟。每年大个儿子忌日的时候，老爹都要召集一大批的访民，到县政府门口静坐，拉横幅。闹够了之后就到矮个一家烧白纸。有时候，他也会到境外网站上散发材料，控诉当地公安的问题。那些年，老董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也害怕动粗会进一步激怒他。只能想办法提前去给他做工作，让他把声势搞小一点，控制一下场面。 

有时候，老爹还是会给老董一个面子，毕竟政府逢年过节也会给他送点东西，还经常陪着他旅游。老爹觉得政府好得很，只有公安是坏的。 说实话，这类涉法涉诉信访，老董一点都不想碰。他也跟领导提过，这摊子破事是公安局留下来的，不应该归县公安局去收拾吗？领导也很无奈，上面说信访就是个属地管理原则，信访人搁哪个乡镇哪个村，那就哪个乡镇哪个村来负责盯守。 

老董有时候碰到公安局的兄弟也会抱怨几句。人家公安的兄弟说，我那所有证据都是齐全的，这摊事我可不管啊。老董只好把问题归结为，人家公安局长是常委，总不至于因为这件事给他降职处理吧，要处理也只能处理乡镇和村里那些寂寂无名的小伙计。如果真的发生因为信访而需要追责的时候。 

后来消停了没？老公安问道。 没有呢，要让这老爹消停下来，那可不容易。老董苦笑。 

4. 走火入魔？

实际上，这类涉法涉诉的信访并不少，老公安用牙签把卡在齿缝的花生米碎片剃了出来。而且很多老上访户最后都偏执得不行，简直有点走火入魔。 说来听听，老董倾着身体，做好了听故事的准备。 

和你一样，前些年我也经常到北京接访，老公安徐徐道来。这么说吧，在所有信访案例中，有三分之一是合情合理的，有三分之一是胡搅蛮缠的，还有三分之一纯粹是刁民。老公安无奈地摇了摇头，讲起了一个故事。 

那是个雾蒙蒙的清晨，几个公安急速跑步的声音划破了原本静谧如梦的田野。跑在公安前头的是一个动作敏捷的逃犯，眼看就要消失在丛林中。说时迟，那时快，砰的一声那个逃犯就在公安的射击下扑倒在地。公安上前检查的时候，发现已经断了气。 

事情发生后，逃犯的母亲刘某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我们公安局在事件发生不久就严厉处理了肇事公安，并且要求他们向刘某赔偿五万元。你知道的老董，在90年代初期这五万元相当于一笔巨款。刘某拿了钱，写了保证，声称不再上访。 

到了2000年，因为钱用完了，刘某又开始上访，并且直上北京。我们实在没办法，于2004年又赔了她30万。为了防止她很快又把钱用光，我们特地把钱存在银行里，让刘某每个月领两百元。可是才领了两个月刘某就不耐烦了，要求一次性支付。那一天，她跑到信访局，为这事甚至把接访的市委领导的衣服给扯破了。 

2008年北京奥运，为了把刘某稳控住，跟你们一样，我们也决定出钱陪其旅游。哎，就是这么些年的放任，刘某尝到了甜头，成了上访专业户，甚至还代理他人上访。 

这个路数，怎么感觉就跟大个老爹一模一样呢。老董苦笑。 

5. 飞上天的石头

这些老上访户吧，有些人最初上访是有理的，解决之后，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些人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信访事由；也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是胡搅蛮缠，通过编造各种信访事由来谋取不该得的利益。 

信访人不按照信访规定进行信访，不等当地政府对信访事件进行处理就又跑到上级政府信访；有些人从一开始就进行越级信访，但是“飞上天的石头总归是要落地的”，最后所有的问题都要回到基层处理。解决不了的问题（例如无理要求）终究还是解决不了，基层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只能采取各种措施来“收买”信访人。可是一尝到“被收买”的甜头，这些上访人就倾向于变本加厉，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一旦需要通过利益来摆平上访压力，一种职业化的“谋利型上访”就诞生了。不论事情的起因如何，谋利型上访的根本诉求在于通过不断的上访来向地方政府要价。在老董和老公安身边，此类信访屡见不鲜。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访的谋利化正在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什么时候都有一些不讲道理的人，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一般来说，这类不讲道理的人往往被贴上边缘人的标签而被整个社会所排斥；今天这些不讲道理的人却俨然成为社会的主角，有时候甚至被媒体标榜为“维权斗士”。 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当无理上访大量兴起之后，必然会挤占有理上访的空间。

因为无理上访者更懂得抓住政府的软肋，更懂得把握“踩线不越线”的技术，在与政府展开周旋的时候牵扯了政府大量的时间精力，而这些时间精力原本是可以用来为有理上访者提供救济的。最后，为了提高信访的效率，有理上访者不得不向无理上访者学习，甚至直接转化为无理上访者。 

于是，留给那些真正冤屈而需要权利救济的信访人的道路就几乎被堵塞了。 

6. 尾声

话还没说完，老董的手机又响了。 

老哥，这么晚了找我啥事咧？老董放下手中的花生米，把身子靠在椅子上。 

那天的息访协议，我不同意了，把原件退给我！手机里传来一位老上访户愤怒的声音。 

你不是同意，也签字了么，咋又反悔了？老董眉头一皱，估量着这位又要提出什么条件。 

我当时是签字了，但那是你们哄我的！不作数！ ……

★ 本文作者：林辉煌，社会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

编辑：IPP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