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璧君：智能时代如何思考“好的工作”？

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方面，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将世界编织成一个魔幻的智能空间，人际交往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已大幅消减，层出不穷的创新性资源也不断涌现，仿佛唾手可得。但另一方面，在日常中，无论企业白领、蓝领工人、政府工作人员或是自主创业者，都依然每天忙忙碌碌，加班加点，从事着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其实际意义、可能多数仅仅是走走形式的工作。网络上许多关于“内卷化”的讨论，正表达了这种迷惘。[①]

在过去一年中，为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疫情肆虐，科技的广泛应用加剧了这种荒诞感：线上办公系统的引入和普及使得长期居家办公成为可能，也取消了部分线下的、非必要的工作事务，然而员工工作时间并没有因此而缩短，相反，“钉钉”等线上办公软件的应用使员工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凭空多出来的闲暇时间并没有带来轻松愉快，反而延展了工作产生的压力和紧迫感。

韦伯（Max Weber）曾经用“天职”（calling）的新教伦理来表述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劳动最光荣”：虽然工作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折磨，但是，那是每个人得以在俗世安身立命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是来自上帝的“召唤”。

然而，在这个魔幻的智能时代，新技术革命增加的反而是对劳动或工作的厌弃：我们遇到的和听说过的各行各业精英人士，他们以健康为代价玩命工作，不就是为了实现“财务自由”，不必再工作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工作本身还有带来尊严感和神圣感的内在价值吗？对于芸芸众生的普通人而言，在养家糊口的功能之外，工作还能否呈现出一点“让人想起来就激动”的理念？总而言之，智能时代既然承诺了可以解放人的物理劳动力，那么是否可以提供一种关于“好的工作”的新思考？

2020年刚刚去世的美国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2018年出版一部题目听来就让“打工人”们为之一振的著作，《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从社会学的维度提供了一个解答上述问题的新视角。他在书里提出，当前至少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都认为，如果他们的工作不存在，世界也不会有任何不同；甚至，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世界还会变得更好。

格雷伯在书中将这些没有存在必要性的工作岗位叫做“狗屁工作”（bullshit job）。非常有启发性的一点是，格雷伯在书中反抗了当前将工作、劳动神圣化的“工作的文明”，并将当前科层化的工作体制（work regime）比作传统封建主义，认为其来源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运作息息相关。格雷伯认为，消灭“狗屁工作”的要义在于将“工作”与“生计”分开，即社会需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每个人是否选择工作，从事何种职业，在关乎基本生活的制度设计上都不应遭到歧视。在这个意义上，为普通人增强选择能力的保障制度，如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机制。

本文梳理格雷伯分析“狗屁工作”的主要思路，以及其提出的以基本收入计划作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希望通过这样的梳理帮助劳动者进一步认识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为推动制度层面的创新做出准备。

何为“狗屁工作”？         

格雷伯在书中将“狗屁工作”定义为“一种完全没有意义、不必要或有害的有偿就业形式”。即便是身处其中的职员，也不能证明这份工作存在的合理性；尽管“作为就职条件的一部分，职员有义务需要假装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根据调研与访谈资料，格雷伯将“狗屁工作”分为五大类：

（1）随从类（flunkies）：类似于“封建制度下的家臣”（feudal retainers），即让其他人看起来很重要，或使其感觉自己很重要的职位。例如：门岗、前台接待员、电梯操作员、私人助理，等等。

（2）打手类（goons）：代表其雇主作出进攻行为的职位。即使这一职位的存在从整体上来说对人类社会是有害的（因为“打手”的工作内容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欺骗），“打手”也还是会为其雇主获取利益。例如：游说者、公共关系专员、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广告公司的后期制作人员，等等。

（3）牛皮胶带类（duct-tapers）：因为组织上的错误而存在的一类职位。这类职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解决“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因此是可以通过技术发展逐步淘汰的。例如：（专为解决软件问题而设置的）程序员和测试员岗位、（一般在公司内部组织中设置的）问题调解员岗位，等等。

（4）完成任务类（box-tickers）：让某个组织可以宣称自己在做实际上并没有做某事的岗位。该岗位的工作内容大多只是“走形式”的，并没有短期或长期的实质工作成果。格雷伯给出的例子包括：（社会组织中的）休闲活动协调员、（公司内的）质量和业绩考核员、企业的“内刊”记者，等等。

（5）工头类（taskmasters）：包括两种岗位，分别为在组织中多余的中层管理者（unnecessary supervisors）和创造“狗屁工作”的上级（bullshit generators）。格雷伯认为这些岗位包括：地区副经理、副校长、战略领导，等等。

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在智能时代看到这类岗位中有许多已经通过新技术手段得以加强，如监控人们日常的电子眼、推送定制化服务的算法、自动纠错的程序等。这类无意义的工作的大量存在，虽然以否定普通人的自治和自愿合作为前提，但却甚至已产生了某种自我神圣化的论证，即“维护整个社会的高效、安全和有序”。

（1）“随从”岗位的产生是因为领导将自己的下级视为自己“威望的徽章”（badges of prestige）；

（2）“打手”岗位主要产生于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即：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聘用了顶级的公司律师，那么我们也需要这样做）；

（3）“牛皮胶带”岗位的产生是因为对于部分组织来说，应付问题造成的后果的成本明显低于彻底解决问题的成本；

（4）“完成任务”岗位产生是因为在某些规模较大的组织中，部分结构性原因使得许多工作形式的重要性高于工作内容本身；

（5）“工头”岗位的产生则是各种形式的“非个人机构”（impersonal authority）运作所产生的副作用。从更深层次来说，“狗屁工作”的产生也与当前服务型经济的兴起有关：在格雷伯的问卷调研和访谈中，大多数“狗屁”工作岗位存在于金融业、保险业和地产业等“第四产业”中。

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在格雷伯看来，是因为第四产业的存在本身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欺骗”：以金融业为例，当今华尔街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各种债、投机和凭空创造出的金融工具，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和制造业。

金融家们就如同当代社会的炼金术师，凭空创造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金融工具和交易算法，并和政府共谋，交易和操纵不同形式的债（这一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为突出）。这造成了金融行业内绝大多数的职员是以“操作抽象概念”谋生的。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如果不是对社会有害的话[②]，也说不上是对社会有利；总的来说，就是毫无意义且毫无裨益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第四产业中的其他岗位。

既然“狗屁工作”如此没用，为何这类工作岗位的数量在近两年增加的越发迅速？“狗屁工作”究竟是靠着“欺骗”谁而存在下去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格雷伯认为需要回到社会理论，探讨“狗屁工作”成因的三个层次。因此，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1）在个人层面，为何个人并不拒绝参与“狗屁工作”？

（2）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是什么力量使得“狗屁工作”岗位数量增加？

（3）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为何“狗屁工作”的增加不被视为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

在政治经济层面，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的结构性来源与当代社会（格雷伯指的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管理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有关。他在书中提到，传统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体系：农民和工匠自发地生产产品；封建领主通过“依据复杂的、法律上的权利或传统”（也即钻法律的空子，专业术语为“direct juro-political extraction”）收取这其中的一部分；随后，领主会从这些产品中抽取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家臣、战士、仆人等，再抽取一部分用于举办宴会，将这些产品“还给”农民和工匠。

格雷伯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规模较大的集团公司与传统的封建领主事实上十分相似。1970年代起，大型的集团公司并不再进行生产性的活动，而是通过占用、分配财富和资源为生。这些集团公司通过依据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收取各种杂费、租金、罚款，或买卖债权，开始从竞争对手或普通人身上“骗取”战利品，然后像领主一样将这些战利品向下分配。

如此，大型集团就可以获取一个让其具有高高在上形象的随从团队，并且还能用这些“战利品”收买政治上的异见者，奖励忠诚的战士（也即“打手”），还可创造一个复杂的、头衔繁多的等级制度，以便把更多的追随者安排进去；在这个过程中，非理性的工作岗位就被创造出来了。

因此，格雷伯将这种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称为“管理封建主义”。他认为，在一个以占有和分配商品而非生产和维护商品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体系的参与者倾向于组成一个复杂的等级关系，以便更好地将资源在体系间上下传递。对“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的过分迷恋使得薪酬关系在本质上演化成了与传统封建主义相似的主仆关系；在当代社会，这体现在中层管理岗位（工头）的指数型增加，以及与这一岗位相关的随从、打手、牛皮胶带和完成任务类岗位的大量增加。

有意思的是，在当代西方社会，政府实际上对“狗屁工作”的增加并不反感。格雷伯认为，这是因为政府觉得，在劳动力供给增加的情况下，真正完全的、充分的就业（即每个人都从事生产性的、或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会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压力上涨。因此，就需要有一批如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the unemployed），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进。但在失业率过高会引发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只能为这一“后备军”安排非生产性的工作岗位，也即“狗屁工作”岗位。

与韦伯不同，格雷伯在书中将工作意识形态（主要指在西方社会）的来源归结为圣经《创世纪》故事中所强调的人的“原罪”和造物主体现出的神的权力。也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说，工作作为一种苦难，是神对人类作为亚当夏娃的子孙世代的一种惩罚；并且，人类工作是为了给世界进行“创造”。在西方神学理论的语境下，“创造”是人对神的一种模仿，即将某种东西无中生有制造出来。这就为劳动和工作在神学上赋予了高尚的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今“狗屁工作”的文化来源。

无论来源如何，格雷伯认为这种受到资本家欢迎的、将工作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work-as-an-end-in-itself morality）隐含着一种这样的社会关系指导原则，即如果一个人没有通过有偿劳动破坏身心健康，那么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对的。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人因为工作带来的折磨而选择不再工作并享受闲暇（即“自愿失业”），那么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并应该受到责难（格雷伯称这种行为“right-scolding”）。这意味着在当代社会，“有一份工作”比“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更为重要。

然而，对于被困在“狗屁工作”岗位的职员来说，“工作意识形态”和工作无意义性的结合，为他们带来了比一般岗位更大的精神损伤。毕竟，被强迫做一份忙碌的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还不能辞职，谁会感到快乐呢？格雷伯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暴力；进一步来说，会使人产生很大程度的不安全感以及不幸。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部分对自己的工作意义存在怀疑的劳动者会认为，“没有我，公司也能运作下去”，进而对自己是否会被开除产生恐惧心理；心理感觉上的专业能力退化、和非“狗屁”岗位同事工作内容的比较，会使得这种不安全感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无法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事实也会为劳动者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创伤。

比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更为简单的说法是，人类天然地存在一种改变周围事物的欲望；压制这种欲望等于对个人自我的一种攻击。然而，在部分“狗屁工作”岗位，对于等级制度的绝对服从使得劳动者处于一种变相的“施虐—受虐”关系中；劳动者不仅无法对世界作出改变，还被大量的权力压制，且无法说出“安全词”来逃离这种现状，除了主动提出辞职；然而这样做的财务成本和精神压力并非是每个人都可承受的。

受到“狗屁工作”带来的长期精神暴力之后，人最终会做些什么来反抗？关于这一点，格雷伯在书中没有详细论述，但笔者认为，或许有两种可能的结果：（1）被不安全感压垮的职员，最终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或参加其他工作。在格雷伯的调研访谈中，部分受访者辞职后选择在家休息，或成为旅行家，或成为一名清洁工——他们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2）无法辞职的职员因为不安全感而变得心思焦虑，进而用各种不同活动塞满每分每秒，企图让自己“变得更加努力”进而让自己可能具有社会价值。这些活动或许包括：经营人脉、阅读工作相关的新闻和专业书籍、（为了拓展职业选项）为自己进行职业能力训练，甚至进行心理咨询以调整自己在工作中的个性。这也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为了劳动或再生产所进行的工作”（Standing，2011）。

然而，这些工作不仅增加了职员在工作时间的劳动强度，也消耗了人的精神，使人在非工作时间内只想进行被动的放松玩乐（刷短视频、看直播、网络聊天），而没有精力参与具有个人价值和增加创造性的活动，如陪伴家人、进行艺术活动、思考和学习复杂的问题，等等。这就使得在遇到社会事件时，很多人倾向于用情绪和偏见来决定一切，并且容易轻信民粹政客的言论；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今西方社会“地狱政治”的来源（Standing，2011；2017）。

（2）基本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议价能力，降低了劳动者的辞职成本，并鼓励劳动者从事能力范围内“更好的”的工作。而这样也可以间接淘汰一批“狗屁工作”岗位。

（3）最重要的一点是，基本收入也劳动者提供了选择要不要赋闲的自由。当一个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时，他可以争取一份更好的工作，同时也可以选择赋闲（这里所说的“赋闲”类似于古希腊人所说的schole，指的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但仍旧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无所事事的闲晃）。积极的、高质量的闲暇时间是培养创意、进行再生产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窗口。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选择赋闲会使得他对社会的后续贡献更大；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能力，这对社会的损失也会非常微小。

在当前，工作场景与非工作场景的界限、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界限日趋消失的情况下，格雷伯提出基本收入方案作为对“狗屁工作”的解决手段，代表了一种对更为民主平等的生产关系的向往。既然没有被雇佣的个人也在为社会创造价值，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将所有人困在一个“非工作不可”的状态内呢？

当所有人都能自由从事更具有意义的工作，并且主动选择赋闲不再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时，这个社会上的“善”也会相应增加。正如同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所说的一样，致力于自我实现和变革的工作使人“致力于他们生活中更大的集体环境，这种环境给行动或想象一个自我肯定的机会，同时拒绝将抵制性的环境奉做神明”，这对当前的政策制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一点。

参考文献：

1. Graeber, D. (2018)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 Standing, 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3. Standing, G. (2017) 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Pelican.
4. 昂格尔. 变革性人生使命的概念. “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2y3LKthqluYs5lSJ4Z3dVA.
5. 王行坤. 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6):138-146.

文中注释：

[①]事实上，恶劣用工、加班加点情况对于零工经济从业者等非正规就业人员来说更为严重，也是政策上更加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由于篇幅和主题原因，在此不进行讨论。

[②]例如，格雷伯在书中就提到，一位在一家会计公司就职的美国受访者对他说：“在我们这，赚钱就像是在修一个漏水的水管（在这个案例中，他指解决银行委托的一个支付保护保险出售错误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你是想修好水管呢，还是让水管一直漏水（指故意为解决问题创造障碍）”？他认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部分银行业的岗位并不为社会解决问题，因而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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