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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靖洋

拆开围墙或引发不同阶层的面对面冲突

05. 12, 2016  |     |  0 comments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六条“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引发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城市规划与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上,但正如最高法的回应告诉我们的,如果中央真是有强大的意愿去推动政策落实,在党领导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的条件下,可能的限制性因素都可以克服。

 

最先开放的不会是机关大院


可以想见的是,机关大院肯定不会轻易开放。首先开放的是老城区事实上已半公共化的小区(这些老小区本就是开放的,只是在后续加装了简易的门禁),其次是那些以租赁的住户为主,居住者缺乏组织行动力的中低端住宅小区。政府几乎不需要和这些小区的业主讨价还价就能够打开。再次是自住型有一定业主组织能力的商品房小区,与征地的做法相似,估计是软硬兼施,通过与业主长期性的议价谈判回购路权。


城市空间的变动所涉及的从来不止于城市与道路交通规划,空间形态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改变,并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更加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一旦小区开放,除了街区路网改变之外,现在这种已被结构化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国家和社会关系又会如何调整和相互适应?

 

第一种可能性是,小区开放为社区的多元主义治理打开了窗口,街区开放促成了市民社会的成长。这是较为理想的路径。按照雅克布斯的经典论述,网络式混合型的街区设计之所以不会带来治理的难题(尽管在实证研究中还存在争议),是因为它有利于营造“社区归属感”和促成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但是,这就要求开放式街区与社区自治与自由结社相结合。由社区中各类自治性组织协调社区内部的利益分配以及与政府商议公共服务与设施的供给问题。

 

在开放封闭式小区的过程中,因为涉及到与政府的集体议价,小区的业主的组织化意识与能力可能会得到加强,相邻之间的封闭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甚至可能会联合起来与政府展开集体谈判。这就为社区自治与市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社区自组织化的发展中,社区居民与外来者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协商公共资源的分配,而政府通过社区的物业税(房产税)的征收来提供该区必要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基层治理真正从监控的政治向利益分配的政治转变。只不过,这个美好的愿景实现的可能性很低。首先这对当前社会管理模式的改变无疑是革命性的,暂时没有看到国家允许基层自治和自由结社的可能性。其次,自有房产的中产阶级是否有参与公共治理的意愿与能力也值得怀疑。

 

封闭式小区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国新生中产阶级对风险与流动性的恐惧。这与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郊区化的发展逻辑相通,通过边缘化自身而获得独立性,并提高自身的地位。事实上,中产阶级的身份意义很大程度是在封闭中获得,自有房产的中产阶级通过货币化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分享地租以获得一方的安宁,逃逸到围墙之内回避与流动阶层的正面冲突,从而得到安全感和优越感。在封闭式小区当中,所谓的“社区归属感”从来没有真正形成,有的只是原子化的自利个体。而在机关大院里,“大院子弟”们似乎有更多的连带,但这些关联仍然是个体化的,他们有的基于祖辈的工作关系,有的基于个体间的同辈情感。

 

因此,潜藏在当前很多物业、道路和小区设施所有权论述的背后是对流动性的严厉拒绝。在走向小区开放的进程中,物业所有者的邻避的诉求从工业设施转为所有的流动车辆、流动人员、流动摊贩等等影响其生活的不可控因素,并要求存在集体性力量承诺管控这些风险和流动性。如果社区的集体自治难以成为一个选项,这使得第二个发展可能性顺利成章,就是国家权力的进场与基层行政机构的强化。

 

街区制当然孕育着市民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但它同时非常有利于政府现在推动的网格化管理。当政府回收小区业主物权,将道路和设施公共化之后,国家可能会赋予居委会以政治权力以整合区内包括城市管理、治安、环保、园林、交通等治理资源回应居民诉求。当基层官僚机构权力扩张后,国家力量下层,以往以封闭式小区为空间活动范围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角色将下降,社会活动空间进一步收缩,并最终淡出社会治理。第二个可能性会比第一个可能性要大,但考虑到重整基层政治和社会权力耗钱耗力,颇费周章,即便国家有心推动,城市政府未必有能力和意愿承担公共治理的成本。

 

国家监控能力得到强化


按照中国社会治理的简约化逻辑,开放小区之后的治理最有可能是保持现有权力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强化分割监控的政治+公共服务民营化。政府通过一次性给付向封闭小区的业主收回道路和设施的所有权的同时,仍将后续小区的管理成本转嫁给居民,政府只提供基本的秩序与治安。这种治理模式可能有以下几个特点,居民个体将边界退守到自己的居所,通过消费安保设备以缓解对安全的焦虑,政府和物业都需要从市场中雇佣更多的维持力量去抵御流动性。协警、城管等街头官僚人员进一步扩张。


在开放街区之后,网格化管理员和社区志愿者(典型如朝阳区大妈)对区内的渗透性得以加强,国家监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但由于区内公权私权的责任不明,诸如“内街乱停放是由派出所管还是交警管”、“流动摊贩是由物业保安管或是城管管”都能官僚机构间、行政机构与物业管理间推诿将是常态,园林维护、设施保养、小区卫生、车辆停放等事关居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力下降。事实上,在老城区很多旧的半开放小区,如今的治理状况已经变成如此。

 

中国当前的城市治理是通过分割中产阶级的门禁小区和劳工阶层(尤其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的居住区(如城中村)来实现社会控制的。通过隔绝两个阶级间的生活经验来阻止他们可能遭遇的面对面冲突。在珠三角城市,如作者所在的广州,城中村旁就是中高档的商品房小区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有封闭式围墙的存在,两个阶层尽管相隔一条马路,但相安无事。在封闭和开放之间,是城市中权力、利益和价值的再次分配,无论道路通向何方,对社会生活和改变是又一次颠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