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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pp

2022年IPP国际会议“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富裕之道”综述

08. 21, 2022  |     |  0 comments


导读

2022年8月20日-21日,IPP第九届国际会议“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富裕之道”成功召开。此次会议为期2天,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以线上会议的方式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专家学者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思想盛宴。


致辞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敏致辞,对海内外来宾表示欢迎,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敏致辞



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发表了题为“共同富裕: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演讲。林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人民的收入。提高人民收入就需要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在新兴行业和其它行业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三大产业的产业附加值。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应当通过发掘国家的要素禀赋,也就是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需要一个为先发者补偿风险的机制和改善包括营商环境、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林毅夫教授发表演讲


所以,林毅夫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资本,可以视为比较优势,那么需要进一步消除对于市场的倾斜和扭曲。中国亟需建立一系列配套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使得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让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平等。另外,林教授认为衡量共同富裕的标准首先是机会均等,让所有劳动者有就业机会。而按照比较优势的来发展产业,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机会就会更均等。


议题一:中国的实践与理论


议题一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执行院长张锋主持,2位发言嘉宾分别为王春光教授和David S G Goodman教授。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教授发表了“共同富裕的思想溯源、基本定律与社会政策进路”的主题演讲。王教授从共同富裕的思想溯源、基本定律和基本内涵,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政策路径四个方面展开。


王春光教授发表演讲


王春光教授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中溯源,说明“共同富裕”理念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存在。其次,他从基本原理论的角度思考为什么全人类都要追求共同富裕,提出了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共存定律。因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共同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资源,自然界的所有资源包括水、空气、矿产是不可再生、是有限的,应该为人类生存所共有。因此他指出,我们现在国家内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比较大,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使资源利用获得的收益可以互相补偿。二是共生定律。我们所有的收入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所以社会政策学家提出“社会红利”,这个红利应该是要作为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共融定律。当我们谈收入富裕的时候,应当考虑到社会合作和每个人的贡献,不能只认为我的本事很大、我富裕起来是我的能力,而忽略了大家的配合、合作、给你提供了更多的环境。


再次,王教授重点解读了社会学视角下的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一个多维的内容,包括收入、财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健康、教育、文化、生活、心理状态。这其中还涉及到国家、社会和市场和个人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第一,社会要摆脱贫困。第二,要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要快于其他群体。第三,所有国民要享受均等的社会生活质量特别是公共服务。第四,要培育出一个共同富裕的理念。


最后,王教授建议,我国在共同富裕建设上可以在小范围内(例如刚刚脱贫的县)开展全民基本收入(UBI)试点,从中总结经验,开展适合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对改善我国社会政策托底功能以及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将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最终还是服务于人们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这个宏大目标。


2.悉尼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David S G Goodman教授发表了“地方社会治理:共同富裕的下一个阶段”的主题演讲。


David S G Goodman教授发表演讲


David S G Goodman教授认为,共同富裕是全球各国的目标,不同点在于如何定义“共同”和“富裕”,以及如何通过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明确了经济发展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的目标,那么在地方政府层面如何实施是值得观察的。整体来看,地方试验和治理(因地制宜的治理方式)一直是中国政治进程的一部分。David S G Goodman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设立建设橄榄型社会的目标已有20年,但近年来收入基尼系数(0.465%)和财富基尼系数(0.71%)都非常高,在他的研究中有84%的人认为社会阶层流动是不可能的。他认为,除了要提高农民和工人的技能之外,还需要对税收体系进行重新规划调整,进而改进政府治理和为社会提供更多福利。


David S G Goodman教授提出了地方社会治理新实践的三个要点,第一,地方政府领导要主动因地制宜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第二,地方党委或者领导者要在治理方面起到协调作用,采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企业家、管理者和社会福利机构等,让他们能够更快地开展行动。第三,地方当局要能够采取一些新的预算治理方法,鼓励企业和当地的创业者和共产党的合作,加入到地方服务、地方福利的供给上。


最后,David S G Goodman教授谈到要形成扩区域的、全国性的共同富裕,不可避免地要调整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政策制定是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治理是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是纳入更多社会治理的参与者的。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的目标不只是个别省份或者个别地区的共同富裕,而是一个全国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采取更加中央化和均等化的做法。


议题二: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贫富差距与政府责任


议题二由钱继伟博士主持,3位发言嘉宾分别为Hans d'Orville、Mehri Madarshahi和Stefan Schmalz教授。



1.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Hans d'Orville发表了题为“与英国相关的共同繁荣之路”的演讲。


Hans d'Orville教授发表演讲


Hans d'Orville教授以17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起点,讲述了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分歧、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改变历程,以及英国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在英国政治竞争中的角色和作用。在1980年代“华盛顿共识”中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凯恩斯模式主导了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的政策制定,随后被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优势所掩盖。政府机构出台的各项激励政策和放松管制和投资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逻辑和优势。而从公平的角度看,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道德动力的一部分,政府也鼓励银行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住房贷款。因此,Hans d'Orville教授指出,在这个词在中国扎根之前,许多英语国家已经将寻求共同富裕、消除不平等和贫困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谈及中国的共同富裕试点计划,Hans d'Orville教授认为,目前的试点计划,如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和深圳成为社会主义示范城市的计划,并不算一场“深刻的革命”,而仍然是以供给侧为导向的改革。关于第三次分配,国际上对中国的第三次分配有“劫富济贫”等误解,其实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型企业就已经为扶贫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认为第三次分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更宏伟的社会工程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另外,共同富裕实际上需要从西方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证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价值甚至其优越性。


Hans d'Orville教授认为,经济发展是消除贫困的关键。如果要实现到2030年零极端贫困的目标,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至关重要。有证据表明,这需要许多国家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特别是对女孩和妇女而言,以及采取行动解决剥夺穷人提高收入和寻找工作机会的结构性障碍。2021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出了类似于“共同富裕”的策略,即“拉平”。具体措施包括创建英国共享繁荣基金(UKSPF),以取代欧盟此前分配给英国国家和地区的结构性资金。这是一项政府拨款的基金,旨在减少社区之间的不平等,作为政府更广泛的“拉平”议程的一部分。该基金将侧重于三个优先事项:社区和地方、地方企业以及人员和技能。


最后,谈到私人部门的作用,Hans d'Orville教授强调私人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成功的企业能够推动增长。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时期、后疫情时代,可能有一系列不同的宏观事件和优先要素驱动,这意味着不同的投资风格和机会,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富裕产生重大的影响。


2.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Mehri Madarshahi发表了主题为“美国如何实现广泛可持续的富裕目标”的演讲。


Mehri Madarshahi教授发表演讲


Mehri Madarshahi教授认为,2021年美国出台的总统法案、行政命令以及今年又批准的另外3项法案,是最接近我们所讲的共同富裕的文件,旨在促进一个公平、开放而有竞争力的市场,成为美国经济的基石,为美国的工人、企业和消费者服务。这些文件承诺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岗位、谈判更高工资和享有更多经济自由。


然而,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大、财富过度集中、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疫情影响下更加凸显的种族间不平等、住房的种族隔离、贫困人群的教育和培训机会缺失、铁锈带的城市空心化、农村增长缓慢的挑战等等。她认为,总体来看,与美国白人相比,黑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原住民缺乏战略机会,需要政府专门的政策关注。


关于减贫和平等的收入分配,Mehri Madarshahi教授指出,全球各国的情况并不乐观,新冠疫情、暴力冲突和气候变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现象。税收在改革分配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美国,国会是调解税收政策的权力机构,而不是总统。但是两党不同政见之争,几乎很难期待通过税收政策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民主党人普遍赞同对富人征收更高的所得税,而共和党人则认为更高的税收会扼杀经济增长和创新。


Mehri Madarshahi教授列举了美国为应对以上问题所制定的三项重要政策。(1)2021美国救助计划法(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OF 2021)。通过该法案,拜登总统提出了积极的“两步走”计划中的第一步,也就是投资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的额外的高薪工作,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种族平等,以及将美国更好地建设起来,(2)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US Chip and Science Act)。拜登总统认为该项立法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能够确保美国有更具韧性的供应链,让美国在关键技术上不再像过去一样依赖外国的生产商。(3)通胀消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联邦气候立法,它将在十年内提供3700亿美元以支持清洁电力、电动汽车、热泵等其他相关技术和产品。法案要求美国到2030年每年减排10亿吨二氧化碳的计划。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北美经济一体化,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环境可持续、自然灾害和流行病等议题上开展广泛和密切的合作,并以此敦促国际组织(如20国集团)加强在应对急迫的全球性挑战时的有效性。


3. 德国埃尔福特大学经济、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Stefan Schmalz教授就“发达福利国家中正在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主题发表演讲。

Stefan Schmalz教授发表演讲


Stefan Schmalz教授首先对德国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国家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他介绍道,德国在俾斯麦的时候提出了劳动保障体系的概念,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体系并沿用至今。直到90年代末期德国开始导入福利国家概念,开始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关于国民收入和财富的状况,他指出,德国比较富裕,收入不平等现象直到现在也并不突出,收入基尼系数0.29。但是德国的财富基尼系数较高,达到0.79,这个数值在过去15年不断上升。与收入不平等比较,财富不平等的状况在德国相对突出,甚至比英法情况更严重一些。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德国的自有房屋率比较低。但大部分人的收入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Stefan Schmalz教授通过劳工分析研究发现,工会成员的数量在近几年来一路下滑,从覆盖30%的全德工人到现在只有15%的德国工人加入工会。集体谈判权的消失或者是减弱导致了基尼系数的上升或者对应了这个上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在2015年推出了《最低工资法》。幸运的是,低收入工作的增多没有反应高失业率,失业率在不断降低。但老龄人口的贫困仍然是德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财富不平等与税收系统方面,Stefan Schmalz教授认为财富不平等与税制的改革也有关系,其根据收入和消费税征收,最高税率45%,并且消除了财富税、降低了最低所得税率、增加了增值税、降低了遗产税等,对富人的征收的税更少。数据显示,富人的财富不变,但是穷人的财富在降低。所以财富不平等不仅很高,而且还在加剧。


总之,Stefan Schmalz教授认为,德国有3点经验可以供中国借鉴:(1)监管有效的劳工关系机构——德国工会,其对收入影响力较大。虽然在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也可以借鉴。(2)福利国家、养老系统和工资制度是相联系的,低收入和老龄贫困人口的政策经验。(3)财富和税收:德国有较为健全的分级所得税系统,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但总体来说是好的。所以说,需要有效的政策来管理收入,应对收入不平等。


议题三:欧洲:促进全社会发展的高福利制度


议题三由Mehri Madarshahi教授主持,三位发言嘉宾分别为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熊跃根教授和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



1. 比利时布鲁塞尔圣路易斯大学政治学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发表了关于“迈向新的欧洲社会模式:基本收入与社会投资”的主题演讲。


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发表演讲


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本次主题演讲分享了其与Luke Martinelli教授合作的研究成果,题为“基本收入与社会投资国家:迈向相互强化”。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认为,在过去十年里,欧洲学术界与政策界提出了两种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路径:一是引入“社会投资”理念。该理念在实践中获得较大成功,已得到欧盟的认可。二是,引入“基本收入”理念。这个概念在芬兰和荷兰做了一些实验。除了得到欧盟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之外,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和接受。但是他发现,有关“社会投资”和“基本收入”的探讨基本上是独立进行的,两者之间缺乏协调性,需要通过探讨两个路径的差异来论证两者相互整合的可能性。


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引用荷兰学者Hemerijck的观点,认为社会投资需要满足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促进劳动力流动和转型、保证强有力的最低收入全民安全网三大维度。社会投资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提前防范风险而不是亡羊补牢。另外,社会投资有两个中到长期的目标,一是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回报,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二是利用混合政策实现社会公平。


关于基本收入与社会投资冲突的讨论,Yannick Vanderborght教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Gazier提出的有责任限制的基本收入,用于避免有些人的负面或者依赖性行为;二是公共服务与基本收入完全相互替代。这两种观点,教授认为都与基本收入和社会投资的原意背道而驰。为了调和这些差距,他提出了“部分基本收入”的概念,这是一种并不让你足以谋生的基本收入(比如说一个月500美元的水平),这样的水平只是在现有的社会福利项目上增加的一个层次,和其他的福利可以兼容,也可以有条件地促进劳动市场的参与。此外,将基本收入纳入到社会投资的政策当中,有利于实现一个福利模型,它能够满足这三个功能,也就是缓冲、流动和存量。如此不仅能够带来更好的政策有效性,把这两种情景共同放大,它还有可能改善政治策略的可行性。


2.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熊跃根教授发表了“福利制度与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我们能从欧洲学到么?”的主旨演讲。


熊跃根教授发表演讲


熊跃根教授首先展望全球,对过去十年全球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挑战进行了总结。他提出,过去这几年逆全球化浪潮愈发盛行,特别是新冠疫情的蔓延也重塑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也让我们要反思我们所看到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通过这些行动在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其次,熊教授探讨了福利国家的性质,他认为之所以打造福利国家的机制和体制,其实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且要为那些有能力工作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这样社会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进一步,他认为福利国家的原则一是全民性,二是社会团结性(互信)。


关于“社会”这个词,熊跃根教授谈到“社会”的参与者应当包括政府机构、私营机构、市民社会、社区和家庭,而“信任”是社会凝聚不可或缺的因素。重点强调了私营机构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比如compass组织。


再次,通过介绍Offe、Goodin、Baldwin、Kopi、A.Sen、Stiglitz等学者关于福利国家的研究,熊教授强调,中国应该充分认识“福利国家”,因为经济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关系比想象得更复杂,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包括政策制定者都以为或者是倾向于认为福利国家是很负面的一个概念,进而从经济上有一个负面的看法。他们没有仔细地去观察福利国家制度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没有看到它对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因此,熊教授认为,应该要去倡导中国应该思考自己的福利国家的制度,来建设一套福利国家的系统,这不仅是给我们带来新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免遭可能的社会不平等。


最后,熊跃根教授介绍了欧洲福利国家建设的6点经验。欧洲福利国家建设,第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二,维持长期社会稳定。第三,推动公平的收入分配。第四,实现较低的贫困水平和健全的社会保护机制。第五,实现低水平的腐败。第六,实现可持续发展。


3.德国波恩-莱茵-齐格应用技术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发表了“社会保障的普遍性: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主题演讲。


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发表演讲


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首先认为,欧洲福利国家虽然从名称上叫福利国家,其实它就是一种全面性的公共社会政策,其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因此,他将福利国家的内容定义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是一套可以谈判和调整的制度,是基于团结、基于明确权利的赋权和避免歧视(特别是对于难民而言)的原则订立的社会契约。关于资金筹措的渠道,他认为除了税收之外,解决方案是来自于以团结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当然,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指出,欧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一是劳动市场比较分化,劳动者常常处于不稳定的劳动状态;二是工会力量被削弱,一次分配很多时候没有将收入分配到劳动者手里;三是财政紧缩的措施影响了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另外还有很多新的紧急状况,比如说长期的对老人的照顾、社会包容、气候变化等,都必须要体现在我们未来的社会政策中。他认为社会保障需要改革,但让福利国家持续下去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支撑它相应的基本原则。此外,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还分享了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经济及社会权利的一些宣言,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告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应该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福利国家的不同元素进一步地扩展。


总之,Krzysztof Hagemejer教授认为,第一,最低收入保障或者定向社会援助是福利国家的重要元素,但是不能取代既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要从资金可用性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第二,欧洲国家经验的普适性问题。全球共识比如劳工组织和联合国SDG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等。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扩张社会政策,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国家层面形成可谈判的社会契约,打造足够的财政空间实现社会保障和支持政策的开发;在全球层面,需要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有效执法,来实现社会保障的普适性和全民性。


8月21日,IPP国际会议召开第二日的议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


郑永年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郑永年教授主要围绕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困难性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展开话题。首先,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阐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的富而不公会导致内部的民粹主义崛起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出现。从国内来看,共同富裕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包括建设消费性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发展质量型经济(即管理体制的技术创新)以及保障资本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稳定的需要,并强调社会稳定是追求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前提。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需要,作为使命型的政党,向人民许诺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教授强调,要意识到共同富裕的困难性和严峻性。从国际范围看,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部分发展起来的国家造成了富而不公,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很少。提出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基础,中国之所以提出共同富裕是因为中国通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基本实现全面小康,世界上能够做到的国家很少。对中国来说,我们应科学的认识共同富裕,即共同富裕是包容性、开放性的发展,而非平均主义。



郑永年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第一,要均衡三层资本的发展,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第二,处理好三大基建之间的关系,即硬基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新一代科技革命核心技术)和软基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第三,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用轻重、平准的角度看待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推动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议题四:新技术与共同富裕的路径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Boy Luethje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第四个议题“新技术与共同富裕的路径”,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嘉宾。



德国柏林魏森鲍姆研究所数字工作研究中⼼Florian Butollo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基于平台的制造——以德国机械零部件行业为例”的演讲。


Florian Butollo副教授发表演讲


Florian Butollo教授提出了工厂网络的概念,数字平台可以看做提供商业机会的中介,也可以看做是基于分配的资本主义发展。数字平台有三大重要战略导向,一是传统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平台寻找市场,提高产能利用率。二是线上代工厂,作为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平台获得订单并实现规模经济。三是分销中心平台,通过平台配对供应商和客户。对制造商来说,数字平台一方面能够获得潜在客户,另一方面帮助制造商进入海外市场,此外平台上的服务还能够节约交易成本。


Florian Butollo教授还指出了数字平台的不足,首先,数字平台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其次,“侧边网络效应”使得平台上的制造商可能会受制于平台,并被平台支配;平台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通过采集数据占据优势地位,并实现垄断。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Gary Gereffi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新的发展战略: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演讲。


Gary Gereffi教授发表演讲


Gary Gereffi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历史,提出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格局向为自下而上的产业增长的转变。地方政府的政策带来了许多城市的互相竞争,争夺重点行业的制高点。通过对中国内部地区的对比,发现城市的产业发展与地方政策息息相关,例如作为重度依赖通信技术行业的两座城市,东莞产业发展更加多元,昆山则专注于单一行业的发展。企业策略和用户基础也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形式。另外,全球价值链还通过产成品和半成品区分。


Gary Gereffi教授总结出中国的两种创新模式,第一种由公共政策驱动,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升级;第二种是去中心化的区域地方政府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做具体策略;第三种是大企业的创新中心。在竞争与规模化、国内与海外市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


⾹港中⽂⼤学(深圳)⼈⽂社科学院Anton Malkin教授发表题为“解读中国的半导体发展:一个二维技术创新体系框架及其对共同繁荣的影响”的演讲。


Anton Malkin教授发表演讲


Anton Malkin教授从半导体的角度讨论技术创新,分析其为共同富裕带来的影响。研究提出了两个维度的技术创新系统框架,框架包含关于技术创新的7个公共部门职能,通过分析公共部门的职能政策,了解创新政策是否有效。不同时期都有相应的革新政策,他们是彼此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对知识技术的有效利用,过去基于工业基础和工业集群的政策逐渐凸显了其价值。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是政府在过去十年内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发挥其作用。


Anton Malkin教授总结道,中国的私营产业与公共部门之间没有明显的对立界限,另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要急于追求投资回报率,需要在资本投入时更加有耐心。最后,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了解公与私的关系,共同富裕政策才能取得成功。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Thomas Pogge教授发表了主题为《限制国家与全球不平等,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主题演讲。


Thomas Pogge教授发表演讲


Thomas Pogge教授认为“富裕”意味着科学、技术、经济治理和行政管理的进步。“共同”意味着“包容”,也就是让所有民众都参与进来,不让任何人掉队。关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提出“正义的解决方案”,让所有成员都参与到经济增长中,因此,“共同富裕”无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而是通过结构性的解决方案。西方的改革集中在累进税制,社会主义制度旨在确保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实现正义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确保大家有足够的动力在经济方面通过竞争取得成功,并创造出社会利益。另一个方面要有公平正义的规则,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Thomas Pogge教授提出了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同时彰显了正义的解决方案。我们要通过一个额外的方法鼓励和奖励创新。如果他的创新能够带来社会福利,则给予他奖励。通过这种价值基金为创新者提供奖励,可以极大地扩大这种创新活动的获益性和成本效益性,最终就使得全人类更好地获益。同时,成功的创新者仍然能够获得奖励,他的努力仍然是有回报的。通过这个基本概念,不仅可以给创新者一个垄断性、排他性的奖励,也可以给创新者一个给予给社会带来价值的奖励。


Thomas Pogge教授认为,这种制度变革意味着能够更多地从以前专注于独占性、排他性转变为专注于为社会的带来价值和贡献。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基金会使得我们的创新更有成本效益、更加高效。提高整个创新的社会价值,能够把它的范围极大地扩大,也能够降低追求专利过程当中带来的浪费,而且这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精神。


议题五:共同富裕的理论视角


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理副总干事、华南理工大学名誉教授Hans d'Orville教授主持本次会议的第五个议题“共同富裕的理论视角”。



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发表题为《通过改革实现共同富裕:一般规律与中国路径》的演讲。


蔡昉教授发表演讲


蔡昉教授提出了我国目前面临的收入差距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城市化尚未完成,那些已经从农村转向城市但不能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居民和农民工,是导致收入差距、基本公共服务攻击差距的原因;其次,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较高,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另外,虽然我国扩大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但是没有实现均等化,包括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和身份的均等化。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共品,观念中并没有当作公共品,因此产生了巨大差别。


针对以上收入差距问题,蔡昉教授强调了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包括提高人均收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促进城市的完整化,扩大再分配的力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英国萨塞克斯⼤学全球研究学院Michael Dunford教授发表了题为《共同富裕与不平等发展》的演讲。


Michael Dunford教授发表演讲


Michael Dunford教授对比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西方世界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快速繁荣的时代,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不断上升,相对低收入的人群也因为经济蓬勃发展而收入上升。但自此之后,经济恢复自由秩序,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金融化,社会的两极分化开始加剧。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公平的商品制度,但是会通过制度给予相应的限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转型,同时伴随着城乡不平等发展。因此,Michael Dunford教授总结道,共同繁荣其实是相应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它也是满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因此共同繁荣也是全球的一个共同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忠教授发表了题为《反垄断、竞争、劳动份额》的演讲。


赵忠教授发表演讲


赵忠教授从理论和实践出发,探讨在中国提出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反垄断竞争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从理论来看,反垄断行为一方面保护市场竞争,使市场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另一方面可能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使市场主体失去经营激励,长期来看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市场份额来说,反垄断法出台后,相比于垄断程度低的企业,垄断程度高的企业劳动份额就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提升更为显著。


总结来看,反垄断法实施没有改变企业的工资率,但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是因为效率损耗,而不是劳动报酬实质性提高。而反垄断规制导致的创新活动减少是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反垄断法使国有企业加大了对福利的投入,使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上升。在共同富裕中,效率和分配平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议题六:东亚:中产阶级社会的构建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陈惠云研究员主持了第六个议题“东亚:中产阶级社会的构建”,本议题共有三位发言人。



上智⼤学综合⼈⽂科学学院社会学系今井顺教授发表了主题为《日本中产阶级的兴衰》的演讲。


今井顺教授发表演讲


今井顺教授通过研究产业公民权、劳动关系以及它在雇佣方面的影响,阐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日本曾被视为一个全中产阶级的社会,但是在过去三十年内中产阶级在不断衰退,这种衰退源自企业内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不平等。二战后工会主义盛行和石油危机的出现奠定了日本公司公民权的背景,正式工和非正式工有了明显的不平等待遇。虽然不断强调非正式工人应享有同等待遇,但最终法律却把这种不平等性进行确认,公司的公民权也合法承认这种地位不平等。总结其原因,日本公司的公民权常态与“终生雇佣”的正式工的崛起高度相关,并在劳工市场中被固化。日本将不均等的标准作为就业中心主义去追求就业公平,只会进一步分化社会。


来自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韩相震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和韩国的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演讲。


韩相震教授发表演讲


韩相震教授认为,中产阶级包括两部分,一是它的社会经济特点,二是其社会政治层面对于身份的建构。中产阶级又可以分为中民和中产主流(即主流的中产阶级)。民更年轻、教育水平更高、更有行动力;中产主流则更加保守、年纪更大、教育水平比中民低。


韩相震教授通过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分析中产阶级的潜在行为和身份认同。中产主流相比于中民对目前看到的社会正义、社会公正更加满意。在推动因素中,中产主流是社会的稳定者,他们希望社会只需能够稳定从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中民积极寻求进步,需要有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不仅希望保护自身利益,还希望保护富人阶级和贫困人口的权利。在拉动因素中,中民和中产主流有各自独立的目标,对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也有不同的要求。中民更加积极主动和激进,中产主流面对贫富差距则相对保守。


总结来看,中产阶级不是单一的。中民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分支,专注于通过平衡的、动态的立场进行改革,中国与韩国所面对的问题在于关注中民的要求,因为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才能与西方社会竞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钱继伟博士发表了主题为《新加坡的包容性增长: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的演讲。


钱继伟博士发表演讲


钱继伟博士指出,劳动力市场最近饱受打击,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意识技术变化的冲击,二是全球化的冲击。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一些常规的重复性工作,这种技术变化趋势导致了工作岗位的流失。随着机器人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常规工作的劳工报酬正在减少,认知工作的工资不断提高。总的来说,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一是为劳动市场带来短期混乱,二是劳动市场结构的改变,三是技术变革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四是个体经营者会逐渐增加。


面对技术变革对劳动市场的冲击,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应对政策。包括支持产业升级以适应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演变,以及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培训和终身教育进行技能升级。新冠疫情爆发后,更多劳工选择个体经营,也就是所说的非常规用工。新加坡政府也为以上应对措施提供了很多支持政策。


★本文文字整理:

张心旖,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李明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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