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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pp

王琦:警惕互联网平台型就业“野蛮生长”的风险

04. 25, 2021  |     |  0 comments


近年来,依托于互联网平台[1]的“平台工作”、“零工工作”、“众包工作”迅速发展。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2019年,在互联网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7800万,同比增长4%。平台型就业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平台型就业的问题接连暴露出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关于平台型就业,学界一直存在着该强调“灵活”、“效率”,还是该重视“安全”、“公平”的论争。前者认为平台型就业顺应了当代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需求,提供了丰富的工作机会;后者强调平台就业是一种升级了的劳动控制方式,认为它加剧了劳资力量失衡的问题,是高风险、不可持续的用工方式。


平台型就业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背景、制度框架内形成的。在现阶段,我国平台经济具有“产业化”特征,与之相对应的平台型就业呈现“全职化”特点。它一方面具有促进行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的功能,但是同时也可能会利用既有制度安排的缺陷,扩大其负面效应,出现扰乱市场秩序、加剧劳资力量失衡、阻碍长期人力资本提升的问题。



一、我国平台经济及平台型就业的特征


(一)我国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产业化”[2]特征

与西方国家的“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不同,我国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产业化”特征。平台型企业所促成的不单纯是服务供需双方的线上交易,还带来了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以平台型企业为中心,诸多线下机构为外围的产业生态。


平台经济主要活跃在大中型城市的中低端服务业,如出行、餐饮、家政服务等。这些行业具有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升级空间,构成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大中型城市存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他们长期以来在低工资、低劳动保护的条件下工作,是平台型工作的潜在供给者。


这样的市场条件吸引资本进入。资本为寻求盈利、提升效率,又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一方面,平台型企业依托既有产业和线下组织在地方性市场布局来扩大用户量。另一方面,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广告投放和资源配置,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关联市场拓展。因此,其前期经营的目的往往不是赚取利润,而是吸引流量、收集数据和垄断市场。在一定时间内,平台型企业会持续提供高额补贴,维持负利润经营。高补贴吸引大量用户进入,间接地促进了产业内部分工和产业链的形成。


以网约车行业为例,一方面,平台公司依靠线下机构,尤其是出租车公司、租赁公司递推的方式扩大用户群体。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大量注入,形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收入水平,吸引了诸多以开网约车作为全职工作的劳动者,其中包括了一大部分靠贷款买车或租车从事网约车工作的司机,从中衍生出购车、租车、线下服务的需求。


在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网约车行业形成了“汽车销售—汽车金融服务—租赁公司获得车牌—租赁公司招募司机—网约车司机以租代售或租车获得车辆—网约车司机开展网约车服务—租赁公司协助网约车平台线下服务—二手车处理”的线下生态圈。外卖、家政服务平台也形成了类似的线下生态。


(二)我国平台型就业具有明显的“全职化”特征

平台型企业执行了与全职工作相匹配的组织管理和劳动过程控制方式。在起步时期,平台经济的参与者是相对多元的,但是随着平台经济市场垄断格局形成,补贴额度下降,兼职和零工劳动者逐步退出。


平台公司采用线下组织管理、绩效测评、锦标赛等劳动管理方式。这些管理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是以增加劳动者对于平台黏性和依赖性的方式来维持一定水平的劳动力供给。例如,通过算法设计、个人服务分或口碑值等线上规则设计,以及线下组织管理等多种方式提高劳动者对于平台的黏性。又如设置一系列与职业化相关联的要求,如网约车司机需要购买或租赁指定配置的车辆,购买平台品牌相关的车辆内饰、视频监控设备、补给物资等。


外卖骑手需要购买电动车和带有平台商业标识的服饰、配饰等。这导致了劳动者退出平台的沉没成本变高,对于平台的“经济依赖性”增强,从而很可能演变成为一种“被捆绑”的“灵活用工”形式。





二、平台经济的“嗜血本性”


平台经济促进了行业服务方式的升级。不论是网约车、外卖,还是家政、零售,“平台化”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一部分资源,起到了提升行业生产和服务效率、促进交易匹配、提高服务质量的作用。在经济转型期,尤其是外部环境欠佳和疫情冲击的当前,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此为平台经济的“造血功能”。但是,如果未得到有效治理,平台经济和平台型就业就会野蛮生长,带来风险。


(一)平台经济会利用既有制度安排缺陷,扩大其负面效应。这既包括细分市场的管制空白,也包括劳动用工相关的管制空白

可以观察到,既有制度越是存在监管盲区,劳动用工管理越是宽松的行业和地区,平台经济和平台型就业发展越快。例如,一些企业为了规避社会保险和税收等成本,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或平台服务公司合作,诱导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出现了“核心员工合伙化、非核心员工合作化”的情况,去劳动关系化趋势显现。投机性资本会放大这种制度性空白的风险。


以深圳出行市场为例,2016年,深圳保有1.78万台巡游出租车,但在当年网约车发展的高峰月份,滴滴出行平台网约车注册总量达到了60多万辆,日均在线车辆数达到8.23万辆,形成了供给侧的泡沫。高补贴的竞争手段可能破坏市场的正常生态,挤出原有市场中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将风险、不确定性带入到经济系统当中。


(二)劳资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更加严重

产业生态链是平台经济的重要调节主体之一。它在为平台提供高度灵活的劳动力队伍、规避用工风险、消解劳工不满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产业生态链的目的是支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需求,劳务层层转包、风险层层转移是产业生态链的重要特征,这可能导致市场进一步的“脱嵌”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平台公司和个体劳动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如果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借由市场化可以转嫁给政府和民众,而利得只是由少数经营者享有,那么平台经济的“嗜血本性”就会彰显,而一些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被扭曲。


(三)不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平台经济所创造的并非全部是就业机会“净增量”,而是对旧的业态中工作机会的替代。从长远来看,这种就业模式对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比较有限,它所支持的是短期利益导向的投机行为,而不是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



三、风险防范的应对政策


(一)通过明确生产要素权属关系、制定与平台型组织商业模式特点相匹配的监管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范平台经济和平台型就业野蛮生长

平台经济和平台型就业的快速发展是与其生产要素权属关系界定不清直接相关的。这种模糊的权属关系既为市场创新创造了空间,也为投机性资本的进入创造了空间,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数据权是最明显的例子。目前,与个人行为相关的数据是免费获取和使用的,基于数据的商业模型的平台型企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如果数据相关的权属关系和交易规则得到明晰,将会对平台经济的格局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又如,网约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公共道路权未被明确的监管盲区。政府的“网约车新政”明确了网约车的业务属性,为传统出租车行业转型升级和其他平台型服务商的进入创造了空间。在劳权方面,不少企业打着“用工形式创新”的名号,实际上是利用现行税法中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率差异降低税负,用新的方法逃避劳动法律法规的监管。


生产方式改变要求对相关生产要素的权属关系规则做出调整,建议依照具体行业的特征制定新的确权规则,促进市场主体间的谈判力量均衡,避免形成不良的市场生态。


同时,制定和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特点相匹配的监管措施。例如,平台型企业业务涉及范围更广,扩散速度快,对于平台型企业暴露出的职业安全问题,应适当加大处罚力度。在所得税征管方面,去除平台企业与非平台企业之间的差异。政府通过复合型监管模式对平台公司进行反垄断监管,管制平台型企业操控市场信息、扭曲市场价格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不同类型的服务提供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通过明确互联网用工关系属性,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来平衡劳资之间的谈判力量

市场主体的互动是在一定的制度性框架内开展的,应合理界定互联网用工关系性质,平衡劳资之间的谈判力量。鉴于我国平台经济所呈现出来的特征,笔者认为应将互联网平台工作视为一个工种,规定灵活性工作者应当享受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政府支持劳动者职业协会建立,支持协会代表劳动者和平台方进行集体谈判,提升劳动者一方的“组织化”意识和“组织化”程度,而不是让平台单方面垄断对于规则的话语权。


平台型就业的风险在本质上是劳资力量悬殊导致的。平台型就业的主体,即农民工,往往也是市场中谈判能力最弱的群体。应推动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转化,使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教育、廉租房等福利,提升他们的主动选择权。并且,城镇化也从根本上有助于提升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内循环”。


最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相对稳定的组织关系对于平台型企业和劳动者来说是“双赢”的。在多方共建契约的条件下,劳资双方维持相对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有效降低人员轮换、职业技能培训的成本,也可以促进劳动者持续的技能提升。应鼓励平台型企业探索建立多方主体协商的合作性劳资制度的路径。


(三)通过劳动升级支持产业升级

平台劳动者和平台型企业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居于价值链末端的低端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支配关系。技术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是根本的解决路径。技术升级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端的推动,但是,高质量的技术升级也是要素端所推动的。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着企业进行生产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提升了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从长远来看,为劳动者赋权可以促进产业端的升级,同时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源的升级。应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通过政府资助建立更多“校企合作”的职业培训机构,支持劳动者通用型技能开发,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加速劳动力市场的整合。 



注释:


[1]摩根大通研究院(JPMorgan Chase Institute)2016年2月发布的报告《薪水、发薪日和在线平台经济》(Paychecks, Paydays, and the Online Platform Economy)把共享经济下的在线平台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以优步为代表的“劳动型平台”(labor platforms),而另一类是以Airbnb为代表的“资本型平台”(capital platforms)。在劳动型平台上,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务而获得报酬和收入;而在资本型平台上,人们通过出租现有资产而获得收益。本文认同这种分类。并且,本文所讨论的平台特指“劳动型平台”。

[2]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 本文作者:王琦,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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