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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璧君:“基本收入计划”能给恢复经济带来什么帮助?

04. 17, 2020  |     |  0 comments


基本收入计划不会挫伤人们的就业愿望,相反更能鼓励人们从事能力范围内“更好的”工作,从而促进改善全社会的工作环境。(图:网络)



 一、“消费券”、“发现金”与“基本收入”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爆发带来的消费受挫,南京、宁波、杭州、澳门、深圳等地相继推出了金额从几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不同形式的惠民“消费券”。政府通过一些互联网平台投入,消费者可在线上或线下领券,并在指定的场所内使用。以深圳为例,在4月初,深圳至少已有三个区开始陆续向市民发放共计1.1亿元的零售、住宿、餐饮消费券;消费者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参与预约抽取消费券、存入微信卡包,在用餐、购物时凭券享受优惠折扣。


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选择直接向市民发放现金的方式来提振消费,缓解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例如,2月底时,香港政府就宣布将向18岁或以上的永久居民一次性发放1万港元;美国也在3月底时通过法案,直接为年薪7.5万美元以下的成人居民支付每人1200美元的现金。此外,韩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也于近期纷纷表示有意推出分发现金的计划。近日,西班牙经济部长宣布,将建立“全民基本收入”的长期计划,而不是仅作为一项应对眼下困难的举措。


各地的政策各有其考虑,不宜简单地进行比较。这里引人注意的是,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多年来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有可能在近期成为世界各国一项较为普遍的政策选项。的确,相比非现金(基于电子消费平台)、有时间和用途限制的“消费券”,“发现金”的举措对普通人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是,“发现金”并不等于就是建立了“基本收入计划”。


作为一种理论设想,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收入方案因为存在过大的争议,极少成为政策现实。直至今日,对基本收入计划的政策实践只局限在小范围内,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2019年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项目(有年收入门槛)与2017年加拿大安大略省三个市的“全民现金发放”项目。在我国,最接近基本收入计划的试验应是澳门自2008年起针对所有居民(包括非永久居民)每年发放现金的“现金分享计划”;然而,这种高额的“派钱”方式因为对财政健康有较强的依赖,因此不太容易扩展到其他地区。


在反对者看来,基本收入计划有“为搭便车者提供便利”之嫌,也就是让人不劳而获,具有较高的财政成本、不可持续性等缺点;但对于支持者而言,至少在面对特殊的经济困难和灾害事件时,类似基本收入计划的普惠性转移支付可覆盖传统救助政策工具无法覆盖的群体(例如非正规就业人员等),从而具有政策上的优势


对于刚经受疫情冲击的中国来说,后一种说法无疑非常值得参考:疫情期间,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受冲击较大,以农民工、个体经营者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损失不可计数;然而,正规救助措施如税费减免等大多针对企业,扶助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政策则较少。如可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基本收入计划,则能为广大非正规就业人员保障生活、重新就业提供相当大的帮助。


而且,救助困难人群还只是基本收入计划的若干优势之一;在当前,国际疫情的不确定性对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部分传统线下行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被淘汰的困境,此时,建立具有长效性质的基本收入计划,也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同时改善消费者心理,进而促进创造新的消费渠道和生产行业。


本文以相关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的理论为基础,梳理基本收入的特征,以及基本收入计划作为社会正义方案,在道德上的可行性。作为一种似乎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论设想,基本收入方案的普惠性、无义务性特征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以互惠为核心的社会正义。期望这个理论上的梳理,能为决策者考虑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何为“基本收入计划”?


根据中国学者的定义,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指“共同体向其所有成员定期发放的一项现金收入,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1]。基本收入计划有五个具体特征[2]:([1][2]《关于基本收入》,中国社会分红/基本收入研究网,http://www.bienchina.com/basic_page/。)


(1)周期性:它是定期支付的(比如每个月),而不是一次性支付;

(2)现金支付:它是以合理的交换媒介支付的,允许收到的人决定如何使用这笔收入。因此,它不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如食品或某种服务),也不是以特定用途的代金券支付的;

(3)个人性:它是发放给个人的,而不是以家庭或其他单位为基础;

(4)普遍性:它是发放给所有人的,与经济状况无关;    

(5)无条件:它没有工作要求,也不要求接受者证明自己的工作意愿。


从历史来看,1796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土地的正义》中提到的“地租”(ground-rent,即针对全民的一种专项补助)概念就已开始隐含“基本收入”的思想。一战之后,近似于“基本收入”的概念曾经多次被欧美经济学家推入公共讨论视野,如1920年代丹尼斯·米尔纳(Dennis Milner)提出的“政府津贴”方案、乔治·科尔(George D. H. Col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概念、1960年代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的“人头基金”(demogrant)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方案。这些倡议者,既有传统上被认为是右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又有比较具有社会平等关怀意识的左派知识分子,更有涉足实践决策较深的实务家,可以说,“基本收入”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分歧。


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自动化所引发的贫富不均现象进一步扩展,“基本收入”在欧盟范围内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议题;绿党、部分右派和左派也加入了讨论。在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基本收入方案可以举出派瑞斯的基本收入计划(也是下文将着重讨论的方案)和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的“参与性收入”方案(关于各种基本收入主要方案的异同,可参见图1)。2004年,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成立,并在多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这就使得“基本收入计划”进一步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公共议题。


图1 几种主要基本收入模式的异同

资料来源:莫拉·弗兰切塞、德尔范·普拉蒂:《什么是全民基本收入?》,《金融与发展》2018年12月号,第39页。

 


三、作为社会正义的基本收入计划


许多基本收入计划的支持者认为,基本收入并不只是对现有福利政策的一个替代性的保护方案,而是一个促进社会正义的手段,因为其“反映了社会财富内在的为社会所共有的特征”(Standing, 2017);因此,可以将社会正义看成是支持基本收入作为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的依据。同样地,在派瑞斯看来,基本收入计划通过上述“个人性、普遍性、无条件性”这三个基本特征增强了共同体内各群体之间的社会正义,达到社会的“全体真实自由”(real freedom for all,即每个人拥有相应的资源能够实际享受法权意义上的基本自由)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社会再分配需要增进全体真实自由)。


其一,基本收入是一种付给个人(individual)的收入。这种“个人性”有两个涵义:(1)付给每个个人,包括儿童;(2)基本收入的多少独立于个人的家庭情况。这在两个意义上有益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第一,直接付给每个个人的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对于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来说,现有的只付给户主(breadwinner)的最低收入计划只会为她们的伴侣提供更高的净收入,而直接付给个人的收入可以更有利于她们掌握家庭开支,并且为她们提供退出渠道。


第二,不考虑家庭情况的收入可有益于推动可持续的自由。现有的最低收入计划为了保障效率,通常付给独居人士相对家庭更高的福利,因为家庭成员可以分摊水电、家具、电器等的成本。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未登记的同居、保持婚姻关系的分居等情况拉高了审查家庭情况的行政成本,同时在分配公平和隐私保护之间引发了一定矛盾。另外,最低收入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共同居住的积极性,使得部分物质资源,例如居住空间、能源、家电等没有被充分利用,同时对人口的流动性造成阻碍。相反地,具有个人性的基本收入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它可以保留共同居住的所有好处,例如节省资源、增强社会纽带等,使得全体真实自由具有可持续性。


其二,基本收入是一种普遍性(universal)的收入。在派瑞斯看来,相对于最低收入计划的“事后补偿”(ex post)特征来说,基本收入的普遍性意味着它是一种“事前补偿”(ex ante),即在收入审查前就对每个人进行补偿,不考虑个人的非正式收入水平、拥有财产的价值,或亲属的收入水平。因此,如果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是外部的(如公有的自然资源或其他地方的财产转移),那么很显然,穷人和富人都能得到好处;而如果资金来源于税收,那么富人将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支付自己(以及一部分穷人)的基本收入。在这个意义上,派瑞斯认为,相对于富人来说,基本收入计划对穷人更加有利。


事实上,如果将“缩减贫富差距”定义为“使贫困家庭的收入达到贫困线所需的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量”,那么有收入审查条件的社会保障计划的目标效率(target efficiency)其实更高,因为这种计划需要将福利分配给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不是所有家庭。但与之相比较,派瑞斯认为基本收入有两个有力的优势:


(1)相对于带有收入审查条件的社会保障计划来说,普遍性的计划不会为最贫困的群体带来羞辱感,同时也减少了申请与审查的人力和行政成本。


(2)基本收入计划使得部分人可以摆脱“失业陷阱”(unemployment trap)。按照现行的有条件的社会保障计划,有一份低薪工作的人,每个单位的劳动收入都将会被失去一个单位的福利所抵消(这就等于为劳动收入课以100%的税收),相当于使就业时的收入低于不就业时能获取的补助。此外,即使是非正规、不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会抵消受益人所获取的补助。并且,受益人在再失业后重新申请补助,需要面临极为复杂的行政程序与较长的审查期。这就使得受益人为了避免失去补助资格,宁愿不去“冒险”找工作——在很多福利较好的国家,许多人不愿意就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在基本收入计划下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福利的发放与工作收入没有直接的联系;最低收入组别的家庭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所希望从事的工作,或创造自己的工作,即便这个工作是非正规的,或兼职的,或有不稳定的收入。


其三,基本收入是一种无义务性(obligation-free)的收入。现行的社会保障性最低收入计划往往将范围限定在“有工作意愿”的人中;这就意味着自愿失业的人、无法证明自己在找工作的人以及拒绝接受“插入性合同”(即当地公共援助机构在工作合同内额外添加内容)的人无法获得补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了许多人为了获得补助,将自己“困在”危险、薪资低(有时是雇主故意压低薪资)、工作环境差的工作当中。派瑞斯用“就业陷阱”(employment trap)来描述这种状况。


基本收入的无义务性可以帮助低收入者摆脱这种“就业陷阱”:在不需要证明就业义务就可以获得补助时,人们更有动力寻找自己所热爱的工作(包括自我雇佣、职业培训、志愿工作等)。这时找工作的原因就不一定是为了可观的薪水了,也可以是因为这个工作本身具有吸引力,或是因为这个工作为自身提供了培训的机会。


总之,基本收入会提升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同时,劳动者的“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程度也相应得到了提高。这进一步引发两个结果:(1)“脏累险”工作失去市场,部分雇主会选择用机器来代替人力从事此类工种,这就提升了自动化水平;(2)适合低收入组别的工作机会的平均质量变好了,这不仅体现在薪资方面,也会体现在工作环境方面。简言之,基本收入计划不会挫伤人们的就业愿望,相反更能鼓励人们从事能力范围内“更好的”工作,从而促进改善全社会的工作环境。


 
四、基本收入计划养懒人吗?


怀疑者最大的质疑就在于,基本收入计划忽略了一个关于社会正义的重要概念:一个健康的人靠着其他人的劳动生活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一个通过相互责任(reciprocal duty)联结起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从事社会保证其运转所需的工作,同时社会返还每个人其生活所需的一切。而基本收入计划则“违反了这种互惠原则”,助长了搭便车行为,因为其没有按照人们对于生产的贡献分配收入。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基本收入计划可能“养懒人”。


在派瑞斯的论述中,上文关于失业陷阱和就业陷阱的讨论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质疑。派瑞斯进一步指出,这种反对观点可以被“相对化”看待(relativized)。在讨论中,他首先提到了三种现实情况:(1)现在在就业市场中存在一种“双重标准”现象,即认为富人希望休闲是正常的,而接受福利的穷人不愿找工作则是一种坏事;(2)虽然随着自动化技术发展和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市场早已供大于求,但认为不通过劳动就获得收入是“不可接受”的观念仍然没有被抛弃;(3)已经推行的基本收入试验表明,基本收入计划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懒惰(idleness)现象。相反,具有长远效果的生产活动,例如教育、儿童抚育、社区志愿活动,数量却增加了。因此,一旦基本收入计划开始实施,至多只会有少数的人能真正从中占到“不劳而获”的便宜。


基于这三种情况,派瑞斯认为基本收入计划不仅没有助长搭便车行为,反而还推动了社会正义。原因也有三:其一,正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基本收入计划并不需要申请与审查;这就节约了很大一部分行政成本。


其二,通过重塑家庭权力结构,基本收入计划实际上推动了以互惠为核心的社会正义。这也是女性主义者讨论基本收入时所涉及的一个重要议题:当今在绝大多数传统家庭中,许多女性(很多是在全职工作以外)从事着重要的、生产性的家务工作,但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收入。在这种家庭中,男性实际上是在“搭女性的便车”。然而,如果倡导对女性提供“家庭工资”(household wage),会抑制女性进入就业市场的动力,同时拉大家庭角色的性别差距。从这个角度看,具有无义务性的基本收入计划反而是应对搭便车问题的最不坏的方式了。


其三,在当前工作的吸引力与薪资呈正相关的情况下,做着具有吸引力的工作的富人实际上是在搭做着脏累险工作的穷人的便车;工作的厌恶程度(irksomeness)并没有得到公平分配。因此,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基本收入计划可以增强最低收入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进而使得工作的厌恶程度被提高的工资水平所抵消,不公平的搭便车行为也会因此而减少。


通过上述对于搭便车的讨论可以看出,相比传统福利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互惠正义和合作正义(cooperative justice),派瑞斯的基本收入计划实际上更倾向于追求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在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地分配获得资源的资格。在分配正义的基础上,基本收入的目标就是“全体的真实自由”,即每个人能真正有能力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从政治哲学的维度上看,这与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念,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关切,都有一定的重叠之处(see Parijs and Vanderborght, 2017, Chapter 5)。因此,对于逐渐陷入合法性危机中的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来说,基本收入已经逐渐构成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在我国,已有研究者提出,在疫情后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可考虑实施有范围的、临时的、类似基本收入计划的专项转移支付。我国当前许多城市推行的“消费券”计划,其效果如何还有待专门评估,而在这些促进短期消费的政策之外,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计划,则一定会在扶助因疫情遭受打击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消除贫困等方面,产生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1] [比利时]菲利普·范·派瑞斯著,成福蕊译:《派瑞斯:基本收入——21世纪的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中国社会分红/基本收入研究网,http://www.bienchina.com/2016/11/14/%e5%9f%ba%e6%9c%ac%e6%94%b6%e5%85%a5-21%e4%b8%96%e7%ba%aa%e7%9a%84%e4%b8%80%e4%b8%aa%e6%9c%b4%e7%b4%a0%e8%80%8c%e4%bc%9f%e5%a4%a7%e7%9a%84%e6%80%9d%e6%83%b3/

[2] Parijs,P. V. (1998)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 Parijs,P. V. and Vanderborght, Y. (2017)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Standing,G. (2017) 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Pelican.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吴璧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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